沈砚之的眼眶发酸，但他忍住了。他是支队长，几百号人看着他，他不能哭。
他伸手想接过棉衣。老太太却忽然把棉衣往回一收，抬起头问他：“我儿在哪？让我看看他。”
周围站着的几个士兵都把头低了下去。
沈砚之深吸一口气，蹲下来，平视着老太太被白翳遮住的眼睛。他把声音压到最低最柔，像是怕惊碎了一样什么东西。
“大娘，”他说，“有田他……他走了。”
老太太没有动。她站在那里，双手抱着棉衣，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头。山风吹过来，把她灰白的头发吹散了，遮住了半张脸。
过了好久，她才开口。
“走哪了？”
“大娘……”沈砚之咬了咬牙，“有田在掩护队伍撤退的时候，受了重伤。我们尽了力，但是……”
“什么时候的事？”
“三天前。”
老太太又沉默了。这次沉默比刚才更久。太阳从山脊上冒了出来，照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光。她的眼睛是浑浊的，什么都看不见，但她的眼角慢慢地、慢慢地渗出了两行泪。
她蹲下来，把棉衣放在地上，用手掌一遍一遍地抚摸。那件棉衣的每一个补丁都是她的针脚，她虽然看不见，但她的手指记得每一个针脚的位置。
“这件衣裳，”她对着棉衣说话，声音轻得像对摇篮里的婴儿，“我拆了三件旧衣服，拼了四十三块布。心想他在外面冷，早点寄到就好了。还是没赶上。还是没赶上。”
沈砚之单膝跪在老太太面前，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说不出任何一句安慰的话。什么“节哀顺变”，什么“为国捐躯”，什么“重于泰山”——这些话都对，但放在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面前，每一句都轻飘飘的，像灰一样。
他抬起手，握住了老太太的手。那只手粗糙得像树皮，指节因为常年劳作已经变了形，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土。他两只手包住那只手，用自己的体温去暖它。
“大娘，”他说，“有田不在了，但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娘。”
老太太浑身一震。
她抬起头，用那双什么都看不见的眼睛对着沈砚之的方向，像是想从他声音的纹理里辨认出这句话是真心还是客套。
“你叫啥？”
“沈砚之。砚台的砚，之乎者也的之。”
“你是他们的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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