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但他娘的李秉文带着督军的印信。”
“所以处座想让我走。”
“老子想让你活着。”刘存厚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抬起头看着沈砚之，“今晚十一时，叙永东门外有小路可以出城。山路难行但天亮前可以到赤水河边，河边有程振邦接应，你们沿着赤水往下走，别停留，别回头，等这件事风声过去，等我去信再回来。”
沈砚之沉默了很久：“我走了，那两个别动队特派员，怎么回复成都？”
“你有个替死鬼。”刘存厚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语气平淡到让人以为他在聊明天的伙食安排，“昨晚第七师防区那边送来一批俘虏，里面有一个北洋逃兵，年纪跟你差不多，身材也一样。他是在阵前逃跑被抓住准备押送往后方处置的。你走之后——”他顿了一下，吸了口气才接下去，“他的尸体穿上你的军装会被摆在南门外废墟里，脸上粘满炮灰谁都认不出。李秉文要沈砚之的脑袋，我就给他一颗姓沈的脑袋。”
风停了，竹林突然安静下来，安静到能听见远处永宁河的水声。
“那个逃兵不能死。”沈砚之一字一顿，“他是中国人。”
“他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我不这么做，他也会死在押解路上或枪毙场。”刘存厚说得很慢，带着战场上决断者特有的残忍和清醒，“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有时候必须舍弃一些良知才能救更多人。”
沈砚之一拳砸在旁边的竹竿上。竹竿剧烈摇晃，顶端残存的几片枯叶簌簌落下来，落在他肩章那道干涸的血渍上。他没有再说话。
民国五年的春天，一个逃兵的命和一个“奸细”的命被放在同一杆秤上，秤砣是三千杆步枪和督军府的一道密令。这秤不公平，所有人都知道不公平，但没有人能把秤杆掀翻。
竹林外面传来脚步声，是关帝庙的小和尚跑过来送茶。刘存厚摆了摆手让他退下，把烟袋收回怀里，整了整衣领。一瞬间他又变回了那个川军旅长，疲惫被压到眼底深处，面上只剩军人的硬朗和叔伯辈的随和。“走吧。时间不多，你还有一整个营的人要安排。”
沈砚之没有走。他忽然问了一个看起来跟眼下的处境毫不相干的问题：“北面长江防线被突破了三道？这是真话还是我在酒席上的气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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