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你了。”
秀姑是程振邦的堂妹,辛亥年起义时,丈夫战死在山海关。这些年,她一直在天津,表面上是茶叶铺的老板娘,实则是革命党在天津的重要联络人。
“不辛苦。”秀姑抹了抹眼睛,从菜篮底层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沈砚之,“沈先生,这是你要的东西。”
沈砚之接过,打开布包,里面是十本小小的册子,封面上写着“圣经”二字。他翻开一本,内页却是密密麻麻的人名、地址、代号——这是天津地区所有革命党人的联络名单,以及各处的秘密据点、武器藏匿点。
“都在这儿了。”秀姑说,“按您的吩咐,一式十份,分藏十处。万一有一处暴露,其他的还能用。”
“好。”沈砚之将布包仔细收好,“秀姑,这次行动,你不要参与。明天一早,你就坐船去上海,找你嫂子淑娴。地址我写给你。”
秀姑却摇头:“我不走。程大哥在这儿,沈先生在这儿,我怎么能走?当年我男人死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发过誓,这辈子,就跟定革命了。你们要做什么,算我一个。”
“秀姑,这不是儿戏——”
“我知道不是儿戏。”秀姑打断沈砚之,这个平日里温婉的妇人,此刻眼神坚定得像块铁,“我男人死的时候,身上中了七枪,没吭一声。他跟我说,秀姑,我死得值,因为我是为四万万人死的。沈先生,您说,我这个未亡人,能不能也做点值当的事?”
沈砚之看着秀姑,看着这个三十多岁、眼角已有细纹的女人。她的丈夫死在辛亥年冬天的山海关,尸骨埋在关外的乱坟岗,连块墓碑都没有。但她还记得,还要继续。
“好。”沈砚之最终点头,声音有些哑,“但你得听安排,不能擅自行动。”
“我听话。”秀姑笑了,眼里有泪光闪动。
后门又开了,这次进来三个人,都穿着长衫,戴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为首的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面容清瘦,目光炯炯,正是北京来的李大钊。
“守常兄。”沈砚之迎上去。
“砚之兄。”李大钊握住沈砚之的手,很用力,“两年不见,你瘦了。”
“你也瘦了。”沈砚之看着李大钊清癯的脸颊,心里一酸。这位北大教授,本可以安心做学问,却偏偏要走上这条荆棘路。
“瘦了好,精神。”李大钊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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