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驶。车厢里人不多，大多是商人、官吏，也有几个穿着长衫的读书人，聚在一起低声议论时政。沈砚之闭上眼睛假寐，耳朵却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
“听说了吗？唐绍仪辞职了。”
“这才当了几天的内阁总理？有一个月吗？”
“二十八天。说是跟袁世凯不合，政见不同。”
“什么政见不同，分明是袁大总统要独揽大权，容不得别人说话……”
“嘘，小声点！”
声音低了下去。沈砚之依然闭着眼，但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唐绍仪是南北和谈时南方的代表，当了内阁总理，是革命党在中央还能有点声音的象征。现在他辞职了，袁世凯下一步要做什么，不言而喻。
火车在蚌埠停了一站，又继续北上。夜深了，车厢里的人都睡了，只有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单调而绵长。沈砚之睁开眼睛，从行李架上取下那个布包，打开。
里面确实是一只盐水鸭，用油纸包着。他撕开油纸，在鸭肚子里摸到一个硬物——是个小小的铁盒，火柴盒大小，打开，里面是一张折得很小的纸条，还有一把黄铜钥匙。
就着昏暗的灯光，沈砚之展开纸条。上面是程振邦的字迹，很潦草，显然写得很急：
“砚之：此去北京，凶险难测。钥匙是东交民巷六国饭店307房间的，房间里给你留了东西。联系人姓陈，在《顺天时报》做编辑，暗号是‘山海关的雪化了没有’。保重，振邦。”
沈砚之看完，把纸条凑到灯上点燃。火光照亮了他的脸，也照亮了那把黄铜钥匙。钥匙很普通，但握在手心里，沉甸甸的。
他把钥匙收进贴身口袋，把铁盒扔出车窗，然后撕下一块鸭肉，慢慢嚼着。鸭肉很咸，咸得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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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火车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
沈砚之提着藤箱下车，立刻被北方干燥的空气包围。和南京的湿润不同，北京的春天风很大，卷着沙土，打在脸上生疼。月台上人来人往，穿长袍的，穿西装的，穿军装的，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喧嚷嘈杂。
“请问是沈砚之沈参议吗？”
一个穿着北洋军少尉军服的年轻军官迎上来，敬了个礼。
“是我。”
“卑职王有德，陆军部派我来接您。”少尉很客气，但眼睛里没什么温度，“车在外面，请您跟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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