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起南京。在南京的时候，临时政府也说要“平均地权”，说要“耕者有其田”。可等他们到了北京，这话就没人提了。报纸上天天吵的，是内阁谁当总理，是借多少外债，是派谁当督军。至于田怎么分，租子怎么减，饿肚子的人怎么活，好像都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
天完全黑透的时候，到了通州营地。说是营地，其实是前清的一个旧校场，四周有土墙，墙头长满了枯草，在风里瑟瑟地抖。门口挂了盏气死风灯，昏黄的光晕里，两个哨兵抱着枪，跺着脚取暖。
“师座回来了！”
哨兵看见骡车，赶紧立正敬礼。沈砚之跳下车，脚冻得发麻，踩在地上像踩棉花。他回了礼，往营里走。
营地里静悄悄的。兵舍是土坯房，一排排，像码得整整齐齐的棺材。窗子都用草帘子堵着，透出点微弱的灯光，是油灯。偶尔有咳嗽声传来，闷闷的，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沈砚之直接去了团部。团部是间稍大的土房，门口挂了块木牌，用墨笔写着“独立第一师师部”——那是他们从南京带来的，如今看着，像个不合时宜的笑话。
推门进去，一股热气混着烟味扑来。屋里生了个炭盆，炭火不旺，红红的，冒着青烟。几个军官围坐着，正低声说着什么，看见沈砚之进来，都站了起来。
“师座。”
“都坐。”沈砚之摆摆手，脱了大衣，挂在门后的钉子上。大衣上沾满了尘土，一拍，屋里腾起一股灰。
“会开得咋样？”问话的是副师长陈启明，辽东人，跟沈砚之从山海关打出来的老兄弟。他四十出头，脸上有道疤，从左眉划到嘴角，是在山海关攻城时被流弹划的。
沈砚之在炭盆边坐下，伸手烤火。手冻僵了，凑到火边，又刺又痒。“裁了。”他说，声音很平静，“独立旅，一千五百人编制。三天后造册上报，余者遣散，每人二十银元。”
屋里死一般的静。只有炭火噼啪响了一声，爆出几点火星。
“一千五百人...”陈启明重复着，声音发干，“咱们现在，实有六千四百二十七人。”
“我知道。”
“那多出来的...”
“自己养。”沈砚之说，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垦荒，筑路，开工厂，干什么都行，总之，不解散。”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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