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小时候，父亲带他登关的情景。那时他才十岁，父亲指着关外苍茫的大地说：“砚之，你看，这山海关，南边是中原，北边是塞外。自古以来，守住了这道关，就守住了华夏的门户。可如今...”
父亲没说完，只是长长叹了口气。那时他不懂，现在懂了。这道关，守的不再是外敌，而是内贼。守关的人，也不再是朝廷的官兵，而是他们这些“逆贼”。
“程大哥，”沈砚之忽然开口，“你说，咱们能守住吗？”
程振邦看了他一眼，这个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眼里有血丝，下巴上冒出青黑的胡茬，但眼神依然清亮，像淬过火的刀。
“守不住也得守。”程振邦说，语气斩钉截铁，“武昌首义，南方十三省相继光复，天下人心向背已经分明。咱们在北方打响这第一枪，就是要告诉朝廷，告诉天下人：这大清朝的气数，尽了。山海关可以丢，但这口气不能泄。咱们守一天，南方的同志就多一天准备；咱们守十天，北方的义士就多一分胆气。就算最后城破人亡，这面旗竖起来了，就再也倒不下去。”
沈砚之重重吐出一口白气。是啊，旗竖起来了，就再也倒不下去。父亲当年就是因为竖了这面旗，被砍了头。大哥也是。沈家满门，都是。
“那就守。”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砸在城砖上，“守到最后一兵一卒，守到流干最后一滴血。”
程振邦拍了拍他的肩，没再说话。有些话，不用多说，男人之间，一个眼神就懂了。
就在这时，城下传来一阵骚动。两人对视一眼，快步走下城楼。镇东门内，几十个乡勇围成一圈，中间按着个人，正在拳打脚踢。
“怎么回事？”沈砚之喝问。
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汉子抬起头，是乡勇队的把总赵大勇。他啐了口带血的唾沫，指着地上那人：“沈爷，抓了个细作！这厮鬼鬼祟祟在粮仓外转悠，被弟兄们拿住了，从他身上搜出这个！”
赵大勇递过来一块腰牌。沈砚之接过，就着火光一看，心头一凛。牌是铜的，正面刻着“御前三等侍卫”，背面是满文。这是大内侍卫的腰牌，怎么会出现在山海关？
地上那人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但依然梗着脖子，眼睛死死瞪着沈砚之，满是怨毒。
“带过来。”沈砚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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