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措，称赞其“劝谏有方，谋划周详，遂使府库充盈，百姓乐业，为永昌之治奠基”。对“澄清吏治，裁汰冗员，修订考课，严惩贪墨”之事，也给予肯定，谓“纲纪为之一肃，吏治稍清”。甚至对他推动的、在当时引发不少争议的“广开市舶，通联四海，设市舶司以征榷利，岁入颇丰”也记载下来，评价是“虽古之桑弘羊、刘晏亦不及也，然与民争利之讥，时或有之”。
李瑾的目光在“与民争利之讥”几个字上停留片刻，摇了摇头。他知道，这背后是那些利益受损的旧有海商、以及视商贸为末业的清流士大夫们的攻讦。史官在这里做了平衡，既承认了成效，也留下了批评的话头。这就是史笔，力求“客观”，却在字里行间埋下褒贬的伏笔。
接下来是关于军事和边疆的部分。“谏用良将，巩固边防，安西、北庭、安南皆赖其运筹”，一笔带过。而对他力主支持的、持续数十年的海外探索与分封，史官则用了相当笔墨，描述了舰队规模、航行路线、发现的“新土”、建立的“唐城”，以及带回的“奇物异兽”，最后总结道：“瑾力主其事，虽靡费甚巨，谤议不绝，然终开亘古未有之局，使皇唐声教，远播重洋，四夷宾服，朝贡日至，功在千秋。”看到“功在千秋”四字，李瑾心中并无多少喜悦，反而涌起一阵复杂的滋味。他知道，这“功”背后，是多少探险者的尸骨，是多少资源的投入，是多少无法预料的后果。但史书只记结果，不记过程，更不记那些被宏图掩盖的个体血泪。
再往后，是关于他参与修订律法、推动司法改革的内容。“与刑部、大理寺诸臣厘定律条，务求明慎。奏请复死刑覆奏之制，多所平反。然性严苛，劾治不法，牵连颇广，或有议其深刻者。”又一次平衡。“明慎”与“深刻”并存，功过分明。
列传接近尾声，是对他晚年，特别是关于储君之议的记载。史官的笔触变得异常谨慎，用词也更加隐晦。“晚岁多病，犹心系国本。常与帝（武媚娘）密议储贰之事。永昌末，帝命太子监国，安国大王参决机务，瑾尝预焉。或云，此‘共参’之制，乃瑾临终所建，然宫闱密议，不可尽考。”将“双核”格局的创设之功，模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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