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二十二年，春。
上阳宫观风殿书斋的灯火，常常通明至深夜。李瑾的《大同书》已非初时那粗略的纲领，思想的涓流逐渐汇聚，触及了那个时代最禁忌、也最核心的问题：君主制度的本质与未来。在“天下为公”的宏大理想下，一个具体而微、却石破天惊的构想逐渐清晰——“虚君共和”。
这一思想的萌发，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植根于李瑾数十年的观察、实践与苦思。
他审视历史，看到的是“家天下”循环往复的悲剧。明君开创盛世，带来治世；庸主守成，或可维持；而一旦出现昏君、暴君、幼主、女主（他并无贬低武媚娘之意，而是客观指出在传统观念中“女主”临朝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或外戚、宦官、权臣乘虚而入，则盛世转瞬倾颓，生灵涂炭。“将亿兆黎庶之命运，系于一家一姓血脉之延续与一人心性之贤愚，此非以国运为儿戏乎？”他在稿纸的边角写下这行字，墨迹力透纸背。
他观察现实，大唐的“永昌之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与武媚娘这对特殊组合的超前见识与政治手腕，加上李贤的仁厚配合。但李贤之后呢？未来的太子，未来的皇帝，能延续这样的局面吗？海外殖民地的管理，已经凸显了“天高皇帝远”带来的统治难题，那么本土呢？一个庞大帝国，仅仅依靠君主个人的“明”或“圣”，是极其脆弱且不可持续的。“人治之兴，赖乎明君；人治之衰，必因昏主。欲求长治久安，非以‘法治’替‘人治’，以‘公器’代‘私器’不可。”
他反思自己推行的改革。科举取士，一定程度打破了门阀垄断，但形成了新的官僚集团，其权力最终仍来源于并依附于皇权。三省六部、台谏制度，旨在分权制衡，但皇帝依然是最终的、最高的、且常常是任意的仲裁者。他试图建立“法”的权威，但“朕即法律”的幽灵始终徘徊。所有这些制度改良，都未能触及君主专制政体的根本——最高权力的来源、行使与更替，缺乏一个稳定、可预期、且符合公意的程序。
海外的新局面，也提供了另类的思考素材。星洲、文莱，甚至远在美洲的金山，那些远离洛阳万里之遥的唐人社区，在初创时期，往往并非由某个绝对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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