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世权威的绝对服从。他们更习惯的，是在既定规则下施展才干，通过具体的政务处理、政策执行来体现价值。他们或许缺少了一点开天辟地的传奇色彩，却多了几分务实、专业与对制度的敬畏。帝国的日常，正是由成千上万个“姚崇”这样的中坚官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依据“祖制”与“新规”，一点点推动着。
在格物院，这种“新人时代”的特征同样明显。山长苏颂主持的年度成果评议会上，各科大博士展示的，多是改良而非革命性的进展：更高效的纺纱机齿轮组、更精确的星图修订、增产有限但抗病性更好的新麦种、提纯工艺略有进步的“猛火油”……没有李瑾在世时那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神启”般的发明，但每一项改进，都基于扎实的实验、反复的测算、严谨的记录。汇报的语言，也充满了数据、图表、对比实验，而非天马行空的想象。
一位年轻的研究员在汇报一种新型耐磨陶釉的配方改进时，略显激动地提到，这可能会降低民用陶器的成本。苏颂听罢，平静地肯定了他的工作，然后追问：“成本估算做了么？与旧法相比，原料耗费增减几何？成品率提升多少？若大规模烧制，需改造窑炉否？改造费用与节省之成本，几年可相抵？”
一连串实际到近乎苛刻的问题，让年轻研究员有些局促，但也立刻意识到自己工作的不足。这正是苏颂的风格，也是当下格物院的主流风气——重视实际效用与可推广性，强调投入产出，追求“于国于民有实利”。这固然有些“功利”，但也确保了格物院的研究，能持续得到朝廷的拨款和社会的认可。李瑾点燃的“好奇”与“探索”之火仍在，但燃烧的方式，变得更加稳定、更加注重燃料（资源）的效率了。
在民间，变化的痕迹同样深刻。洛阳北市新开了一家“汇通柜坊”，不仅经营传统的金银兑换、寄存，还开始试行一种新的“飞钱汇兑”业务，凭借特定的票据和密押，商人可以在长安存钱，到洛阳或扬州支取，大大方便了长途贸易。这创意并非来自朝廷，而是一位精明的商人在研究了市舶司和朝廷转运物资的“便换”手续后，加以改良推出的。他并不认识李瑾，但他所利用的，是永贞以来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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