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规矩。还有那些契约、牙人的条款，若真能落实，州县官府能省不少麻烦。”
她沉吟良久。这部《商法》的诞生，无疑会触动“重农抑商”的传统意识形态，挑战士大夫的优越感，也会触动依靠模糊地带和任意裁量权获利的某些官僚胥吏的奶酪。但它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交易有序，纠纷减少，税基明晰，商业活跃带来的财富增加……而这些，对于她稳固权力、推行新政、充盈国库，都至关重要。
“告诉狄仁杰和李瑾，”武则天最终开口，声音平静而果决，“草案朕看过了。大体可行，细节可再斟酌。着文学馆会同户部、太府寺（掌财货、贸易）、市舶司等有司，详加议定，尤其是税则、市舶、契约格式等实务条款，务求周密，便于施行。来年春，朕要看到定稿。”
她没有完全赞同，也没有反对，而是给出了“大体可行，细节再议”的指示，并将草案交给更专业的部门去完善。这本身就是一种默许和支持。
消息传出，文学馆内支持修撰商法的人们精神为之一振。而神都东西两市的商贾圈子里，一些隐约的风声也开始流传，引发了复杂的情绪：期待、疑虑、谨慎的乐观，以及对自己命运可能被这部前所未有之法典所改变的隐隐不安。
《永昌商法》的种子，已经在冬雪之下悄然埋下。它能否破土而出，成长为一棵庇护也规范帝国商业活动的大树，不仅取决于法条本身，更取决于推行它的决心，以及那远比法律条文更为复杂、顽固的现实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