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诉求，将“开文治”与“防奸言”并列，并扩大了适用范围。
核心的“禁止条款”是争论的焦点，直接对应李瑾的“四层论”。
第一层“核心禁区”相对容易达成一致。条款明确规定：“凡有谋反、谋叛、谋大逆（指危害社稷、皇帝、皇室），泄露国家机密（具体范围由兵部、枢密院界定），勾结外敌，传播妖术邪教（特指以聚众作乱、危害社稷为目的之符咒、谶纬、邪法）之文字图画，主犯处斩，家属流三千里，财产没官。从犯及知情传播者，视情节轻重，处绞、流、徒刑。刊印、发售、传播者，同坐。”措辞严厉，不留余地，众人无异议。
第二层“伦理与秩序红线”争议开始出现。对于“诋毁人伦纲常”，孔颖达要求明确列出“非议君臣、父子、夫妇、尊卑之常经，或鼓吹无父无君、悖逆人伦之说”，并主张“一经发现，即行禁毁，作者、刊者流三千里”。魏元忠等人则认为“非议”一词过于模糊，易成罗织借口，建议改为“公然煽动、教唆他人背弃君臣、父子等人伦大义，或撰文系统性否定、诋毁之”，并强调需结合具体情节和后果量刑，不能一概流放。最后折中为：“撰造、刊印、传播文字图画，公然煽动、教唆他人背弃君臣、父子、夫妇等伦常，或蓄意撰文系统性诋毁、否定人伦纲常，足以惑乱人心、败坏风俗者，视情节轻重，作者、主刊者处徒、流刑。”增加了“蓄意”、“系统性”、“足以惑乱人心”等限定。
关于“诽谤”，徐有功和来俊臣主张采用“所指陈之事，经查无实据，或虽有部分事实而恶意增损、公然侮辱，意图毁人名誉、煽动仇视者，即为诽谤”，并要求“受害者（包括朝廷、官府、官员、庶民）可告，有司需受理”。魏元忠和裴行俭则担心这会助长诬告之风，且“恶意”、“意图”难以判定，建议加入“所涉之事关乎公共利益，或批评对象为朝廷命官、涉及公务者，若批评者能提供部分依据，非纯粹捏造，且非以侮辱为唯一目的，可从轻或免于刑罚，但需公开澄清不实部分”。这引发了激烈争论，卫道者认为这是为“谤君诬上”开脱，开明派则认为这是保护“直谏”。最终，在狄仁杰和李瑾的坚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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