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座，由同样博通经论的僧侣担任，负责审查译文是否符合佛理原意，与译主斟酌疑难。
其下，有“证文”者，负责核对梵本或胡本原文，确保诵读无误；“笔受”者，负责将译主口述的汉文意思记录下来；“缀文”者，负责调整译文词句，使其符合汉文语法和韵律；“润文”者，由文学素养高的官员或文士担任，负责对译文进行文字润色，使其流畅优美；“证梵”者，由精通梵文文法者担任，审查译文的准确性；“校勘”者，最后通读全篇，核对文字、标点。
一套流程下来，往往需要反复讨论、修改，有时为了一字一词的译法，争论竟日。然而，正是这种严谨甚至繁琐的集体协作，保证了翻译的质量，产生了如《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汉译佛典。如今，随着更多天竺、西域僧人的到来，以及从“万国博览会”和各国朝贡中获得的更多、更完整的原典，译场的规模和效率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堆积如山的贝叶经、桦树皮写卷、羊皮卷，正在被有条不紊地转化为整齐的汉文楷书。
而在“诸国文翰译场”，气氛则更为多样，甚至有些“嘈杂”。这里按照所译典籍的来源和内容，分设不同“曹署”。
“天竺历算曹”内，几名来自天竺那烂陀寺的僧侣学者，正与几位大唐司天台（天文机构）的官员、以及“格物院”遴选的算学博士，围着一张巨大的算表和图稿，激烈地讨论着。天竺学者带来的是以“悉檀多”体系为代表的天文历算著作，其中包含了精密的三角函数表、行星运动模型、以及独特的“零”的概念和十进制位值制记数法（即后来所称的阿拉伯数字，实起源于印度）。大唐的学者们最初对这些奇特的符号和复杂的计算模型感到困惑，但很快被其严密性和在某些计算上的优越性所吸引。双方通过译语人（兼通梵文、汉文，且懂算学），辅以大量的图示和实物演示，艰难而充满热忱地进行着交流、验证和翻译。一名年轻的“格物院”算学博士，正满脸兴奋地在草稿纸上用天竺数字列式计算，旁边摆着算筹，进行对比验证。
“大食医方曹”里，气氛则带着浓烈的药草气味。几位大食（阿拉伯）医师，在通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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