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坊建设）。但与此同时，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人脉，或明或暗地购置田产、经营产业、与商贾勾连、与地方势力联姻，迅速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完成了从“寒门”到“新贵”的蜕变。而他们的利益，已经开始与传统的土地食利者，甚至与他们本应监督、打击的胥吏、豪强、富商，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
当改革的刀锋，指向吏治腐败、漕运积弊这些相对表层、且能赢得“民意”和“道德高地”的领域时，他们可以是“急先锋”，甚至能从中获利（清除旧势力，腾出位置）。但当改革的锋芒，触及土地兼并、财富再分配这些更根本、更核心的利益时，他们的立场，便发生了微妙而坚定的转变。他们开始强调“稳定”、“发展”、“不宜操切”，与守旧派形成了事实上、心照不宣的同盟。
第二个更具代表性的场景，在紫微宫的一次小范围“问对”中上演。
这次“问对”，是武则天召见几位核心“新贵”重臣，就“摊丁入亩、以资产为宗”的新税制构想，听取意见。除了李瑾、狄仁杰、韦待价，被召见的还有新任户部侍郎裴明礼（以善于理财、兴办实业著称）、将作大匠宇文恺的后人、现任工部郎中宇文炫（主持多项重大工程）、以及那位在朝议中提出“四策并举”的中书侍郎崔神基。
起初，讨论尚在技术层面。但当天后武则天看似不经意地问及：“若行此新税，诸卿家中田产、商铺、工坊，岁入几何？可能承受？”时，气氛骤然变得微妙。
裴明礼率先开口，他笑容可掬，言辞圆滑：“天后明鉴。臣蒙圣恩，略通商贾之术，家中确有几处薄产，些许工坊。然臣之产业，皆遵纪守法，照章纳税，雇佣工匠，惠及乡里，乃新政繁荣之见证，非兼并盘剥所得。新税之法，旨在均平赋役，臣自当拥护。然，税制之改，关乎国本，牵一发而动全身。臣斗胆进言，商税、市税，方为未来财源之大宗，田亩之税，或可缓图，以免挫伤工商之生机。且清点资产，估值定税，操作极难，易生纷扰，不若维持现行，逐步改良为妥。”
他巧妙地将“个人利益”包裹在“维护新政成果”、“保护工商活力”的大旗下，实质是反对加征财产税，尤其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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