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凤五年，仲夏夜。
相王府，书房。
夜已深沉，万籁俱寂，只有书房窗棂透出的昏黄烛光，与天际疏落的几颗寒星遥相呼应。李瑾并未如往常般处理公文，而是独自坐在书案后，面前摊开着一卷《贞观政要》，却久久未曾翻动一页。他的目光看似落在书页上，实则毫无焦点，眉心微蹙，指节无意识地轻叩着光滑的紫檀木桌面，发出单调而沉闷的声响。
他在等一个人。等他的儿子，李琮。
下午，李琮托人从东宫捎回一封简短得近乎隐晦的家书，只有寥寥数语：“儿近日整理旧牍，见民生多艰，心有所惑。今夜归府，欲向父亲请教。”没有提及任何具体人事，但“民生多艰，心有所惑”这八个字，已足以让李瑾敏锐地捕捉到儿子平静表面下汹涌的暗流。这“惑”，恐怕不仅仅来自那些故纸堆里的民生记载，更来自东宫那位储君日益精妙、难以抗拒的“熏陶”。
李瑾了解自己的儿子。李琮聪慧、正直，有抱负，也有这个年纪年轻人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他自幼受自己教导，对时弊有所认识，理解变革的必要。但与此同时，他同样深受儒家正统教育影响，“仁政”、“爱民”这些理念早已融入骨髓。太子李弘，恰恰是这种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至少是李琮眼中所见的化身。当太子的理想主义，与那些触目惊心的、似乎印证了“苛政猛于虎”的民生记录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冲击力和说服力，是巨大的。
尤其当这种“说服”，包裹在赏识、信任、期许，以及一种近乎精神导师般的引导之中时，对李琮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更是难以抵御。李瑾甚至能想象，太子是如何以那种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口吻，向李琮展示“正道”与“歧途”，如何试图将李琮从“相王之子”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引为“同道”。
“同道……”李瑾低声咀嚼着这两个字，嘴角泛起一丝苦涩。太子这一手，着实高明。他不是在简单粗暴地离间父子，而是在争夺人心，争夺理念的认同。这比任何政治打压或利益诱惑，都更可怕，也更难应对。因为那击中的，是一个人内心最深处对“道”的追求。
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随即是熟悉的、刻意放轻的叩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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