厥、契丹等部闻讯而动，又当如何？”
“新式火器，耗费无数，威力究竟如何，尚未经大战检验。若将国之重器，孤注一掷于西陲绝域，万一……臣恐所托非人，贻笑大方啊。**”这话更是含沙射影，直指李瑾操弄新军、心怀叵测。
反对之声，甚嚣尘上。理由冠冕堂皇，无非是“劳师远征，耗费巨大”、“天时地利皆不利”、“国本动摇”、“神器未验，风险太高”。其中固然有真正忧国忧民的务实之见，但更多的，是夹杂着对李瑾个人权势膨胀的忌惮、对新军新制的不信任，以及对可能因此战进一步巩固的寒门新贵势力的抵触。这是一场披着军国大事外衣的政治搏杀。
然而，支持的声音，也在迅速聚集和壮大。**
“臣以为，李相之策，乃老成谋国，更是振聋发聩的破局之策！”左骁卫将军薛仁贵再次出列，他面色激动，声音洪亮，“吐蕃欺我太甚！若只解安西之围，不过扬汤止沸。其败退后，舔舐伤口，不出数年，必卷土重来！届时，我朝难道还要再议一次是否出兵，再算一次钱粮耗费？长痛不如短痛，与其岁岁防秋，不如一战定乾坤！李相所言深入腹地，打疼打怕，正是长治久安之道！至于艰难险阻，我大唐将士，何时惧过艰难险阻？**太宗皇帝当年横扫突厥、薛延陀，哪一仗不是以少胜多，出奇制胜？”
薛仁贵是军中少壮派的代表，他的话立刻引起了一批同样血气方刚、渴望军功的中低级将领的共鸣，他们纷纷出言附和。与此同时，文臣队列中，也有不少人站了出来。
新任御史中丞、出身寒门的张柬之（此处借用历史人名，时代略早，为情节需要）朗声道：“诸位同僚只言远征之难、耗费之巨，却不思吐蕃若占安西、断丝路之害有多深！丝路一断，商税岁入锐减何止百万？西域诸国离心，朝廷每岁赏赐羁縻之费又需几何？更遑论河西、陇右自此烽火不断，边军耗费激增，百姓流离失所。两相比较，一时之巨费与长久之大患，孰轻孰重？李相之策，看似激进，实则是以一时之痛，解长久之忧，正是为国家计深远！**”
“张中丞所言极是！”户部度支司郎中卢承庆也再次开口，他如今已是寒门新贵在财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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