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弊，而是执行不善可能导致之弊。若因噎废食，坐视吏治日颓，民生日艰，国用日绌，方是真正的动摇国本！”
他先定性，将长孙无忌的指控归为“执行风险”而非“制度原罪”，并反过来指责现行制度的弊端。
“太尉言‘骤变’、‘急更’。”李瑾继续道，语气从容，“然则，自贞观末年以来，官场因循之风日盛，地方虚报瞒产、苛敛于民而上下相蒙之事，难道还少吗？正是因为旧有考课重德行名声而轻实际政绩，才使得那些善于钻营、长于文饰之徒得以高升，而真正勤勉务实、却拙于交际的官员反被埋没！太宗皇帝在日，亦常叹地方奏报多浮词，难覈实情。此等积弊，难道不是‘骤变’的根源？我们今日推行‘考成法’，正是要以量化之尺，破此虚妄之风，让那些尸位素餐、徒尚空谈者无所遁形，让真正有为之士得以脱颖而出！此非骤变，而是拨乱反正！”他针锋相对，指出现行制度的弊端正是改革的原因，并引用太宗皇帝的话增加说服力。
“至于太尉所忧‘急功近利’、‘苛政扰民’，”李瑾语气转厉，“此正是‘考成法’设计时需要极力防范之处，而非废除‘考成法’的理由！我们的方案是，对于户口、田亩、赋税等数据，不仅要看绝对值，更要看其增长是否合理，是否与当地自然条件、民力相符。同时，将‘狱讼清明’、‘民生安定’（可通过铜匦投书、御史暗访等方式了解）、‘学校兴盛’等反映教化与社会治理水平的指标，同样纳入考核，并占有相当权重。对于虚报瞒产、苛敛百姓以求政绩者，一经查实，不仅本人严惩，其上官亦要连坐担责！如此，方可引导官员既重实绩，又恤民生，岂会导致太尉所言之弊？”他详细阐述了防范弊端的制度设计，显示出充分的准备。
“关于地区差异，”李瑾转向皇帝与皇后，“陛下，皇后殿下，臣与吏部、户部、工部有司，已根据各地地理、经济、人口基础数据，初步拟定了一套分类分级的考核基准与调整系数。例如，对边州与内地，对农业州与工商州，对灾荒频发地区与风调雨顺地区，其户口、田赋等考核的基准值与预期增长率皆会有所不同。此基准与系数，将由政事堂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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