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扫过侍立一旁的李瑾（因其兼将作监少监丞，今日亦在列以备咨询匠作之事），“近来有闻，某些新进之士，或以奇技杂学邀名，或与商贾之流过从甚密，虽得幸进，然其行止颇滋物议。科举取士，首重德行，次及才学。若开此侥幸之门，恐使士子不务正业，专营左道，有伤风化，亦损抡才之公。此二偏也。”
“其三，”萧瑀语速放缓，却更显沉重，“寒门进身愈艰，请托奔竞之风未息。虽陛下屡下明诏，严禁行卷、通榜，然积弊已久。膏粱子弟，依仗门荫祖泽，交游广阔，其卷易达天听；寒素之士，纵有实学，若无奥援，名卷或沉下僚。此于朝廷广揽英才、以示至公之旨，恐有未合。”
萧瑀这番话，可谓老辣至极。他并未直接攻击李瑾或“周氏工坊”，而是从“科举风气”这个大义名分入手，指出的问题也并非完全虚妄——唐代科举，尤其进士科，确存在重诗赋、请托盛行等弊端。然而，他将“奇技杂学”、“与商贾过从”暗指为“左道”、“侥幸”，又将“寒门进身难”的矛头隐隐指向了现有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他自己所属的阶层），实则是一石数鸟：既敲打了李瑾这类凭借“非正统”方式崛起的新贵，又展现了自身“心系寒门”、“关注实学”的“公正”形象，还为可能的政策调整埋下伏笔——任何调整，最终解释权和执行权，依然会落回他们这些熟悉规则的老臣手中。
殿内一时沉寂。于志宁眉头微皱，显然听出了弦外之音。几位宰相、尚书皆垂眸不语。李治的手指在御案上轻轻敲击，若有所思。他自然明白萧瑀的意图，但也承认其所言不无道理。科举乃国之公器，其弊病他也时有耳闻。
“萧卿所言，确为可虑。”李治缓缓道，“抡才大典，自当以得人为要。然积弊非一日，革除亦需得法。诸卿可有良策？”
于志宁出列道：“陛下，萧相所言诗赋、经义之辩，古已有之。进士科诗赋取士，亦是为选文采俊彦，充任文学侍从、清要之职。经义之学，有明经诸科取士。各有所重，本无不可。然若士子一味追逐浮华，忽略根本，自当申饬学官，加以引导。至于请托奔竞，陛下屡下严旨，御史台、礼部亦当加强纠察。唯寒门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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