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规律、常见的句式结构。她观察人们交谈时的表情、手势、肢体语言，将特定的语音片段与具体的场景、动作、物品对应起来。
“吃饭”、“多少钱”、“左转”、“右转”、“好”、“不好”、“谢谢”、“对不起”……这些最基本的词汇，她依靠手册和观察，死记硬背。她模仿小贩吆喝的语调，模仿顾客讨价还价时的手势和表情，尽管显得笨拙可笑。她主动去最繁忙、顾客来自四面八方的街头小吃摊帮忙收拾碗碟、擦桌子，不要工钱，只要允许她站在那里“听”和“看”。摊主是个胖胖的、面相和善的中年大妈，起初对这个沉默寡言、手脚却还算利落的“外国傻女人”有些疑惑，但见她只是埋头干活，不吵不闹，也不要报酬，也就由她去了，有时还会递给她一点卖剩的食物。苏晴（林芳）默默接过，用生硬的、新学的当地语单词说“谢谢”，换来大妈惊讶而善意的笑容。这是她学到的第一个带有正面反馈的当地词汇。
晚上，在闷热潮湿、蚊虫飞舞的棚屋里，就着昏黄摇晃的灯泡，她如饥似渴地翻看那两本破旧的手册，用捡来的铅笔头在废纸片上反复抄写、默记。她将白天听到的、无法理解的对话片段，用拼音和只有她自己能看懂的符号记录下来，反复琢磨。语言像一堵厚厚的墙，但她正用最原始的方式——观察、模仿、记忆、重复——一点一点地凿开缝隙。
生存是另一个严峻挑战。她的现金在飞速减少。仅仅“听”和“看”无法带来收入。她必须找到一份工作，一份不需要复杂语言技能、不需要合法身份、支付现金、且足够隐蔽的工作。这在这个劳动力过剩、对外来者并不总是友好的城市，谈何容易。
她尝试过去建筑工地外围，那里聚集着许多等待临时工作的零工，大多是本地或来自更贫困地区的男性。她这副“中年妇女”的模样，加上语言不通，几乎立刻就被排斥在外，甚至引来不怀好意的打量和哄笑。她也去过一些华人开设的小作坊、洗衣房、餐馆询问，但对方要么要求熟练工，要么需要能流利沟通，要么担心雇佣没有合法证件的人惹来麻烦。
几天下来，一无所获，囊中愈发羞涩。她不得不将每日的开销压缩到极限：每天只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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