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期”在一种近乎凝固的、令人神经衰弱的规律中，又向前爬行了四天。七天，一个完整的周期。罗梓觉得自己像是被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的标本，外表被这奢华的环境和严格的日程“保存”得完好，甚至“光鲜”了一些（规律的作息和精致的饮食，让他脸上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留下的青灰色淡去了些许），内里却早已僵硬、麻木，所有的感官和情绪，都被那无处不在的无形压力，一点点榨干、风干。
他逐渐“适应”了李维每日准时下达的、越来越细化的指令。他开始能分辨出那本礼仪手册里哪些是重点（比如关于目光接触的微妙差异，关于应答措辞的精确选择），哪些只是填充篇幅的赘述。他开始能在三分钟内结束与母亲那通被严格监控的电话，用训练出的、刻意轻松的语调，汇报自己“封闭培训”进展顺利，叮嘱母亲按时吃药、配合治疗，然后赶在母亲起疑或担忧之前，掐断通话。他开始能在“自由活动”时间里，真正地、勉强地看进去几页从自己那箱书里挑出来的旧书，虽然阅读的过程，总是被手腕上设备的震动、对周围环境下意识的警惕、以及心底深处不断翻涌的绝望所打断。
第七天下午，照例是“自由活动”时间。罗梓坐在地板上，背靠着自己那堆书垒起的、单薄的“精神堡垒”，手里捧着那本《百年孤独》。纸张粗糙，印刷模糊，有些字迹甚至重叠在一起，但他却读得比书架上的任何一本精装名著都要投入。或许是因为这本书里那个荒诞、孤独、不断循环的家族史诗，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他此刻被命运（或者说，被那份契约）卷入的、无法挣脱的漩涡。他正读到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小金鱼作坊里反复制作又熔化小金鱼的段落，那种用重复劳动对抗时间虚无的姿态，让他感到一种锥心的共鸣。
就在这时，那部如同定时炸弹般的工作手机，再次震动起来。不是短信，是来电。屏幕上跳动的名字，依旧是“李维”。
罗梓的心猛地一沉。现在已经下午三点多了，按照既定日程，李维下一次联系应该是四点的“检查问答”。提前来电，往往意味着“计划”有变。而在这个一切都被精确控制的世界里，“变化”通常不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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