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月13日，台北，大稻埕
颜料行的二楼窗户紧闭着，虽然初夏的夜风已带了些暖意，但林默涵还是仔细检查了窗帘的每一道缝隙。桌上摊开的账本旁，一盏绿色玻璃罩的台灯投下昏黄的光晕，将他的侧脸映在窗玻璃上，模糊成一道警惕的剪影。
距离上次险些被捕已过去四个月零十七天。这四个月，他像一只真正的水鸟，在台北的街巷与人海中无声潜行。“陈文彬”的身份是“老渔夫”牺牲前留下的最后一张底牌——一个在菲律宾经营颜料生意多年、因思乡归台的闽南籍商人。身份档案、出入境记录、甚至马尼拉商会的会员证，都做得滴水不漏。林默涵知道，这每一份文件背后，都可能意味着某位未曾谋面的同志，用生命为他铺就了这条退路。
手指在算盘上停住，他侧耳倾听。楼下颜料行早已打烊，只有远处大稻埕码头传来夜航船的汽笛，沉闷悠长，像一声叹息。隔壁传来轻微的响动，是房东太太在收拾厨房。一切如常。
他收起账本，从抽屉暗格里取出几张薄如蝉翼的纸。那是用特制药剂处理过的情报纸，遇热显影，遇水则化。上面是江一苇三天前传递的讯息，关于“台风计划”第二阶段舰艇编队的最新调动。情报显示，美军顾问团介入后，原定在左营基地的集结，被分散到了高雄、基隆和马公三地，且时间推迟了至少两周。
这是个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好的是，敌人内部的协调出现了缝隙，给了情报传递更充裕的时间。坏的是，分散意味着更广泛的监视网络，意味着他需要打通更多关节，才能拼凑出完整的图景。
而江一苇……林默涵的眉头微微蹙起。这个潜伏在魏正宏眼皮底下的“影子”，最近传递情报的频率在降低，内容也越发简略。是魏正宏加大了审查？还是江一苇自身处境发生了变化？情报工作的铁律之一：当线人行为模式突然改变，往往意味着危机正在迫近。
他必须尽快与苏曼卿碰面。不仅要传递已获知的情报，更要评估江一苇这条线的安全性。
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那是“老渔夫”教他的节奏——一段简化版的《渔舟唱晚》。他需要一场看似自然的会面，不引人注目，又能交换足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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