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衍”。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再叫我“陆同志”,而是叫“阿衍”。起初我有些不适应,后来竟觉得,这两个字从她嘴里叫出来,格外顺耳。
我开始在意她的冷暖。天凉了,我会默默把她的厚外套放在显眼处;她熬夜,我会烧一壶热水灌进搪瓷缸子,用旧棉袄包好,放在她手边;她胃口不好,我会去河里摸两条鱼,熬成奶白的汤。
我做这些,起初只是出于“搭档”的责任。但慢慢地,味道变了。看到她喝鱼汤时满足地眯起眼,我的心里会涌起一种陌生的、酸胀的喜悦。那感觉,比打胜一场仗更让人踏实。
“致癌”风波来的时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露出那么愤怒又无助的眼神。
谣言像野火一样烧过来,订单取消,姑娘们惶惶不安。她把自己关在屋里半天,再出来时,眼睛是红的,但背挺得笔直。
“我们没做错。”她说,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不能认。”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战场上那个宁死不退的连长。我走到她面前,只说了一句:“需要我做什么?”
她看着我,眼中的脆弱一闪而过,随即被更深的决绝取代:“我们得反击。”
那场仗,我们并肩而战。我动用了所有残存的人脉,联系老连长,搜集证据,直面郑占魁的威压。而她,则以惊人的韧性和智慧,组织女工,联系媒体,稳住生产。
最艰难的那天夜里,我们核对完最后一份证据材料,已是凌晨。她累极了,趴在桌上就睡着了。油灯昏黄的光照着她苍白的脸,眼下有淡淡的青影。
我看了她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外套披在她肩上。她动了一下,含糊地嘟囔了一句什么,没有醒。
那一刻,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攫住了我。我想保护她,不仅仅是作为搭档,而是用我的全部生命,去护她周全,让她永远不用再露出那种疲惫又倔强的神情。
我终于不得不承认:陆衍,你栽了。栽在这个叫苏晚的姑娘手里,心甘情愿,万劫不复。
风波过去,荣耀加身。她在全县大会上发言,穿着自己设计的白衬衫,站在台上,光芒万丈。我在台下看着她,骄傲得心脏发疼。
然后就是补办婚礼。
提出这个想法时,我紧张得像第一次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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