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乍现！
他猛然抬头，看向皇帝。
朱翊钧也没让他失望，迎上了潘季驯的目光，恳切道：「国家的难处千头万绪，从不止有河事，朕与皇考皆不敢顾此失彼。」
技术议题不是空中楼阁，始终要上升到顶层设计。
分离漕运是一笔帐，梳理黄河是另一笔帐，黄河两岸的民生重要，运河关系国家经济就不重要了么？
为了化解这位举足轻重、高瞻远瞩的河臣的不满，朱翊钧必须要在黄河议题开始前，就坦诚相待地把泇河问题解释清楚。
朱翊钧缓缓走近潘季驯。
在将这位河臣召至身前以来，皇帝第一次握住了潘季驯的双手。
在潘季驯动容的神色中，皇帝几乎一字一顿：「潘卿，朕分离运道，从来不是为了敲打某某，制衡某某，实一心为公，只愿河清海晏。」
「今后邳州以上的黄河之事，不再受运道所扰，卿岂不可以安心河事？」
「也只有如此，运河的归运河，黄河的归黄河，才能令出一门！」
治理黄河是历代治国兴邦的大事，青史上有关河渠、沟恤、五行、地理志等的记载中，有关黄河的典籍之多，数不胜数，冠绝天下大河。
但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限制，千年以降，从未能于根本上解决黄河的灾害问题。
其中生产力当然是决定性因素，但生产关系，尤其起著不容忽视的作用。
有明一代，黄河决溢泛滥，自始至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治理黄河的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思想指导。
重音不发在「思想指导」，在于「统一」二字一并不是没有治河的思路，反而是因为思路太多了，以至于无法形成一致。
一方面来说，负责人的变动，过于频繁。
河道总理一职于正德十一年设置，短短六十余年里，便有三十余人担任此职。
万历年以前，担任河道总理任期长一点的像翁大立，还能干个两个年；短一点的像戴时宗、胡瓒宗这些河道总理，往往只干了十个月，连个堤坝的工期都不够，就卷铺盖走人了。
每一位治河专家都有自己的治河思想，一种方略在短时间内还未收到很好的效果，即被放弃，如此频繁的更替，有司的工作自然也很难开展。
另一方面，即便是河道总理，也无法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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