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逮捕，是他作为父母官的失职；但民变既已开始，派出驻军镇压将造成大规模的平民伤亡，加重民变的祸害。
总而言之，八个字“众怒难犯、抱薪救火”，不得已，孙隆只能逃到当地大户家中。（根据段本洛、张圻福在1984年的论文考证，应该就是申时行家。）
到六月九日，几乎所有的税官都被消灭，部分逃到府衙避难。
葛成等人开始在苏州的各个城门上贴出榜文，表明此次行动的目的仅仅在于惩罚税使及其爪牙，而并非一次反朝廷的叛乱。
同时告诫苏州百姓注意维护秩序，不得借此次行动发动叛乱。
六月十日，苏州本地衙门，姗姗来迟，知府及其属僚一同骑马进入街市，与葛成等人展开和谈。
结果是，知府朱燮元宣布，逮捕几名逃往官府寻求庇护的税官，也就是漏网之鱼，并暗示之后会将这些税官处死。
而民变首领葛成挺身而出，自愿下狱。
民变遂熄。
在事后向中枢的报告里，巡抚曹时聘（前文因为公车私用被贬的那个，之后朦胧推升到巡抚）上奏对这件事定了性。
他说：“……但他们（指民变者）没有携带武器（这里与县志、府志、《吴葛将军墓碑》、《定陵注略》等多出文献不符），也没有抢夺财物，事先通知邻居防止火灾蔓延，并放弃了一些买通免罚的钱财。
官员前来劝告时，他们跪地请罪，表示只是因为税官过于苛刻才采取行动，不会伤害无辜。等到汤莘（逃亡府衙的税官）等人被逮捕后，人群很快散去。
葛主动到府衙自首，愿意接受惩罚，以免连累他人，他的愤怒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苏州的百姓容易冲动，容易相信谣言，很多都是靠日薪生存的人，有了工作才能生存，失去工作就会面临死亡。
据我观察，染坊关闭导致几千名染工失业，织户关闭导致几千名织工失业，这些都是靠自己劳动维持生活的善良百姓，现在却被迫走向绝境，我对此深感痛心。
四府每年的赋税不少于几百万两银子，区区六万两的税收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尽快取消这些税收，如何安抚这个重要的财政地区？”
这是奏疏的后半段内容。
显然与孙隆的奏报有出入。
万历皇帝两难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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