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主持的最高军事会议上，气氛凝重而压抑。斯托列托夫的失败报告就摆在桌上，那触目惊心的伤亡数字无声地诉说着奥斯曼新军的顽强。
多瑙河，这条欧洲的巨龙，在1873年的春天并未如诗人笔下那般温柔，反而成为了一道横亘在俄罗斯帝国与梦想之间的血火天堑。
“陛下，诸位阁下，”新任命的多瑙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米哈伊尔·塔季谢夫大将沉声开口，他接替了因初战失利而被问责的前任，肩负着打破僵局的重任，“锡利斯特拉的挫折证明，敌人在我们预想的主攻方向上防御极为坚固。继续在那里投入兵力，无异于用士兵的命去填那无底洞。”
“我们必须改变重点。锡利斯特拉下游，鲁塞和图尔恰方向，应当成为我们新的攻击焦点。”他阐述着新的作战计划。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方，是因为其地理位置。鲁塞是保加利亚北部最重要的港口和铁路枢纽之一，攻克此地，意味着俄军能获得一个稳定的、可通过黑海-多瑙河进行补给的桥头堡，并能利用铁路线向南纵深发展，直接威胁奥斯曼在巴尔干的核心区域。图尔恰则控制着多瑙河三角洲的入口，占领它可以保障侧翼安全，并威胁奥斯曼的黑海西海岸。
而且相比经营已久的锡利斯特拉要塞区，情报显示奥斯曼在鲁塞至图尔恰一线的野战防御工事虽然完善，但密度和坚固程度稍逊，守军也多由二线部队组成，被认为士气和稳定性不如锡利斯特拉的精锐。
为了获胜，他调集了重新补充并加强后的第十一军、第十二军以及作为预备队的近卫军一个师，总兵力超过15万人，形成了绝对的局部优势。同时，大量的工兵部队和新的、数量更多的渡河器材被秘密调往前线。
超过五百门各型火炮被秘密部署在河北岸的预设阵地，力求在进攻发起时，能以压倒性的火力覆盖南岸的奥斯曼前沿阵地、指挥所和交通枢纽。大量的浮桥构件、驳船和汽艇被分散隐蔽在河汉与树林中，工兵部队进行了反复的渡河演练。
在锡利斯特拉方向，俄军依旧保持着频繁的无线电通讯和小规模的炮击、侦察行动，制造主力仍在原地的假象。
此时亚历山大二世也只能选择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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