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队等待零星的零工机会。
在伦敦的贫民窟里，一家七口挤在10平米的房间里，父亲因失业只能去码头扛大包，每天挣的6便士不够买两磅面包；在巴黎的街头，曾经的纺织女工玛格丽特抱着饿得哭不出声的孩子，跪在教堂门口乞讨，她的丈夫因参与罢工被警察逮捕，家中早已断粮；在维也纳的火车站，老农约翰尼斯背着仅剩的一袋小麦，想运往布拉格卖掉，却被告知铁路停运，他蹲在铁轨旁，看着远处冒烟的火车，泪水混着雪花落在冻得发紫的手背上。
欧洲大陆没有往日的欢歌笑语。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前，聚集着数千名失业工人，他们唱着《圣母颂》，却难掩声音里的绝望；巴黎的协和广场上，有人点燃篝火取暖，火光映着人们冻得通红的脸，也映着远处交易所漆黑的窗户；维也纳的街头，小贩们叫卖着“廉价土豆”，声音嘶哑，却很少有人问津。
截至1870年5月，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数据一片惨淡：工业产值平均下降46%，对外贸易额减少53%，银行破产数量较往年增加3倍，失业率平均升至12.5%。伦敦、巴黎、柏林的街头，失业者的游行队伍越来越长；工厂的烟囱不再冒烟，铁路的铁轨锈迹斑斑，港口的商船静静停泊——曾经推动欧洲进步的工业文明，在这场危机中露出了脆弱的一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