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夜。赵元庚站在关帝庙门口，看着满街的红纸屑被北风卷上天，没有说话。有人喊“赵旅长讲两句”，他摆了摆手说仗打赢了，没什么好讲的，死的人讲不了话，活着的人替他们好好过。
徐凤志没有上街。她在空荡荡的西跨院廊下坐着，橘猫已经老得跳不动藤椅了，趴在她脚边打盹。她听着远处的鞭炮声，伸手摸了摸旁边那把陪了她半辈子的剪刀，摸了一圈又放回去。
她活了一辈子。从来不信命，从不向任何人低头，从没想过自己会在这座院里待到如今。
可她待下来了。不是为了他，是为了那帮围在灶台前等着开饭的孩子，是为了那些伤兵转运站里伸过手来的陌生面孔，是为了守城时她答应百姓的那句“打完仗他回来”。仗打完了，他没死。她也没有。
牛旦已经长成了二十出头的青年，跟着八路军南征北战。偶尔从前线寄回一封简短的电报，多半是她和赵元庚抢着先看。有一回牛旦路过县城，翻墙进西跨院又是半夜，蹲在灶前看着他娘给他热饭，隔着灶火静静望着她泛白的鬓角。
“娘，仗快打完了。”
“我知道。”
“等打完仗——”
“打完仗再说打完仗的事。”她把卧了荷包蛋的面条推到他面前，拿筷子敲了敲碗沿，“先吃。天塌下来也得先吃饭。”
牛旦低头吃面。他娘的筷子还搁在碗边上，筷头正对着他的额头，和他小时候一模一样。
解放军进城那天，赵元庚按兵不动，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左轮手枪搁在桌面上，弹巢推出来了，子弹一颗一颗摆在枪旁边，整整齐齐排了一排。他守了一辈子的城、打了一辈子仗，从没向任何人低过头，从没交过枪，可这把枪现在对着的人，从日本人换成了自己的同胞。
他从黄昏坐到天黑，整整大半夜，没有人敢敲书房的门。牛旦来了，在门外站了半个时辰，走了。张吉安来了，站了一炷香，也走了。
最后推门进来的是她。
徐凤志把一把短刀放在桌上，刀刃贴着桌面推到他面前。然后她在他对面坐了下来，腰间的剪刀柄从衣襟底下露出来——从新婚夜藏到如今，这把剪刀从来没离过身。直到今天，她把它摘下来搁在了桌角。没有血，没有锈，只是被岁月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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