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水，把包袱抱得更紧一些，踩着晃晃悠悠的跳板上了岸。
她站在码头边上的台阶上，不知道往哪走。
王举人的信上写了一个地址——南京路后面一条叫“石皮弄”的巷子，信上还说那家绣坊叫“锦霞庄”，老板姓沈，是他二十年前在京里认识的朋友。可“南京路”在哪？“石皮弄”又在哪？阿贝站在那儿，看着面前像蚂蚁窝一样涌动的人群，第一次觉得太湖太小了。
“小姑娘，去哪儿？坐黄包车不？”一个车夫拉着车小跑过来，笑嘻嘻地打量她。车夫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对襟褂子，脖子上搭着一条分不清原来是什么颜色的毛巾，脸上全是殷勤的笑。阿贝还没开口，他又补了一句：“两毛钱，送到地方。”
阿贝把包袱往怀里搂了搂。她身上总共只有七个铜板。
“我走路。”她说。
“哎呀，上海大得很，你走路走到天黑了都找不到地方。一毛五？一毛？”
阿贝摇摇头，抱着包袱钻进人群里跑了。她在水乡的田埂上跑惯了，步子轻快得像只水鸟，一眨眼就把车夫甩在后面。车夫在后头喊了一声“哎哟，这小娘鱼”，摇着头又去拉别的客人了。
她边跑边想：上海太大了。大到让她害怕，也大到让她兴奋。害怕是因为她一个人都不认识，兴奋是因为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她。在这里，没有人知道她是被捡来的野孩子，没有人会用那种“哎呀那个捡来的丫头”的语气在背后议论她。她可以重新做一个人——做她想做的那种人。
阿贝沿着外滩的马路边走边问，一连问了七八个人，被支得团团转。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还有一个穿长衫的老先生操着一口宁波话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她一个字都没听懂。后来她发现了一个窍门——穿西装的人会说官话，穿绸衫的人说的官话更标准。她挑了一个看起来面相和善的年轻职员问路，果然问对了。那人给她指了一条明路：沿着南京路一直走，走到先施公司，旁边那条巷子拐进去，第三条横巷就是石皮弄。
南京路比她想象中还要宽，还要长。马路两边全是三四层的洋楼，灰白色的石头外墙，窗户上装着亮晶晶的玻璃，有些玻璃窗后面还有蜡人穿着旗袍和西装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摆姿势。后来她才知道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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