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层东西盖着，比干挨冻强。她侧着身子躺下来，把包袱垫在脑袋底下，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壁龛外面的世界。
从她躺的这个角度望出去，刚好能看见黄浦江。江面被月光镀了一层银灰色，波光粼粼的，像养母那件旧褂子上磨出的丝光。对岸的灯火还是那么亮，亮得不真实，像一个用光搭起来的戏台。她在戏台外面，隔着一条江，看着台上的热闹。
她忽然想起养父。
养父现在在干什么呢？一定是刚收了网回来，坐在船头抽旱烟，烟锅里的火星在夜色里一明一灭。养母在灶房里煮鱼汤，鱼的鲜味飘出来，把整条船都腌成了家的味道。他们有没有在想她？一定在想的。养母嘴上不说，心里一定在骂——骂她傻、骂她倔、骂她不知天高地厚，然后转过身去，对着灶台偷偷擦眼泪。
阿贝把眼睛闭上。
她决定不想了。想也没用。到了上海就不能想家，这是她上船之前就给自己定好的规矩。想家的人在上海活不下去。
她把毯子裹紧了一点，听着江水的哗哗声。那声音一浪接一浪，像养母在船头晃着身子哄她睡觉时的呢喃。声音很轻，却把十六号码头所有的喧嚣都盖了下去。
半夜里起了风。风从江面上灌过来，裹着湿气和腥味，灌进壁龛里，冷得刺骨。阿贝被冻醒了好几次，每次醒过来都下意识地去摸脚上的鞋。鞋还在，结结实实地穿在脚上。她又伸手摸了摸枕在脑袋下的包袱——那双旧布鞋也在。她抱着包袱，把自己蜷成小小的一团，听着江水的哗哗声，重新睡过去。
她做了一个梦。
梦里她还在清水镇，坐在船头，养母从船舱里走出来，手里拿着那双新布鞋。她把鞋递给阿贝，说：“到了大上海，要穿鞋。”然后养母转过身去，背对着她，肩膀轻轻耸动。
醒的时候，天还没亮。
东边的天边刚泛出一层极淡极淡的青灰色，像一块刚从染缸里捞出来的布，还没晾干。江上的轮船拉响了汽笛，呜呜的声音低沉悠长，像一头巨大的鲸鱼在江底叹息。码头上渐渐有了人声——苦力们在点名，小贩们在支摊子，铁轮车在石板路上隆隆地滚过。
阿贝坐起来，揉了揉眼睛。她从包袱里摸出最后半张干饼，犹豫了一下，又放了回去。
今天要去找绣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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