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在沪上的第一个冬天，是被一根绣花针扎醒的。
不是比喻。是实实在在的、针尖刺进食指指腹的那种疼。她趴在绣架前睡着了，右手还攥着那根缠了半圈银线的针，左手压着那块绣了大半的《水乡晨雾》。指腹上渗出一颗圆滚滚的血珠，在晨光里红得扎眼，像雪地上落了一粒红豆。
她把手指含进嘴里，血腥味混着银线的铁锈味在舌尖上化开。窗外天还没亮透——沪上的天跟江南不一样，江南的天是慢慢白的，像有人在水里化开一勺牛奶；沪上的天是被烟囱熏灰的，亮是亮了，但总像隔着一层脏纱。
这是她来沪上的第三个月。三个月前，她揣着养父的病历和半块玉佩，从江南码头坐了六个时辰的乌篷船，在苏州河边的垃圾码头上了岸。她记得那天的风是腥的——不是鱼的腥，是铁锈和煤灰混在一起的腥，呛得她连打了三个喷嚏。码头上卸货的工人从她身边挤过去，用她听不懂的沪上方言吼了一嗓子，她吓得往旁边躲，一脚踩进烂泥坑里。
她当时蹲在码头边，用河水洗鞋上的泥，心想：阿贝，你这个乡下来的憨姑娘，在沪上活不过三天。
可她活了三个月。不光活了，还在这家叫“锦霞庄”的小绣坊里站住了脚。老板姓周，是个五十多岁的精瘦女人，颧骨很高，眼珠子很毒，谁偷懒谁用心，她隔着三间屋子都能闻出来。阿贝来的第三天，周老板站在她身后看了半个时辰，只说了两个字：“留下。”
后来阿贝才知道，能让周老板说“留下”的学徒，锦霞庄开了二十年，不超过五个。
但那又怎样呢？阿贝把手指从嘴里拿出来，血已经止住了，指腹上留了一个针尖大的小孔。她盯着那个孔看了一会儿，想起养母的手——那双手上全是这样的小孔，密密麻麻，像被针尖刺了无数次的老绣布。养母是江南最好的绣娘之一，但她一辈子只给镇上的人绣嫁衣，一件嫁衣收三块大洋，绣三个月。阿贝离家那年，养母手里那件嫁衣还没绣完，新娘子就退了婚——男方跟镇上的米商女儿跑了。养母什么也没说，把那件绣了大半的红嫁衣叠好，塞进箱子最底层，转头去绣下一件。
阿贝问过养母：“人家退婚了，你绣的嫁衣不就白费了？”
养母说：“嫁衣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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