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莲花。你那时候才六岁，针都捏不稳，手指头扎得全是针眼，也不肯停下来。”
“您当时跟我说，莲花这种东西，根扎在污泥里，花开在水面上，不沾泥不带水。做人也该这样——不管出身在哪里，自己的路要自己走出来。”
秀娘的眼泪又下来了。她没想到自己当年随口说的一句话，这个小丫头记了十年。
阿贝走回来，跪在莫老憨和秀娘面前，端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头。
额头碰在地面上，每一下都实实在在，咚、咚、咚，三声响。磕完了，她抬起头，眼眶红红的，却硬是没有掉一滴泪。
“爹，娘，你们等我回来。”她的声音稳稳当当的，像是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等我挣够了钱，把爹的腿治好，把咱家的船赎回来，把屋顶的瓦换了，下雨天再也不漏水。到时候我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家里陪着你们。”
莫老憨终于转回头来，那双浑浊的老眼里蓄满了泪水，沿着满脸的沟壑淌下来。他伸出那只粗糙的大手，摸了摸阿贝的头。
“傻孩子，”他哑着嗓子说，“你又不是去打仗，磕什么头。起来，快起来。”
阿贝没起来。她又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塞到了秀娘手里。
那是一叠皱巴巴的钞票，面额都不大，但每一张都压得平平整整。是她这两年偷偷攒下的，原本是想给娘买件新棉袄——秀娘身上那件已经穿了七八个冬天，里面的棉花都结成块了。
“这个您拿着。我不在家的日子，别舍不得买菜。”
秀娘捧着那叠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地点头，泪水打湿了钞票的边角。
这天晚上，阿贝收拾好包袱，在灶间里坐了很久。
灶膛里的火已经灭了，锅里的水还温着。月光从天窗漏下来，洒在她铺在桌上那件还没绣完的帕子上。那是一幅《江南春晓》——她画了整整三天，描了又描，改了又改，才定下的稿子。绣了还不到三分之一，丝线却已经用了七八种颜色，每一种都是她精挑细选的。
这幅绣品，她原本是想给自己做嫁妆的。水乡的姑娘出嫁，都要亲手绣一件嫁妆，这是祖辈传下来的规矩。
现在，她要把这幅没绣完的嫁妆带到沪上去。不是做嫁妆，是做敲门砖。她要用自己的手艺，在那个陌生的大城市里砸出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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