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绣娘；她还学会了在听到“乡下人”三个字的时候面不改色地低下头，继续手里的针线。
但这些都不是最难的事。
最难的事在绣坊里面。
马姨开始有意无意地找茬。先是说阿贝绣架占的位置太大，挤了她的光线；又说阿贝洗布料的时候水溅到天井地上，害她差点滑倒；后来索性在吃饭的时候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一句：“有些人啊，仗着自己年轻手快，把店里的活都抢了，我们这些老骨头喝西北风啊？”
那天桌上安静了一瞬。孙姨低下头扒饭，赵姨照例不吭声，周姨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汤，看了马姨一眼，没接话。
秦姐放下筷子，声音不大，但整个桌子都听得清清楚楚：“店里的活是分派的，你要嫌少，我给你加。”
马姨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但没敢顶嘴。秦姐的脾气她是知道的——平时话少，一旦开口就是板上钉钉。
阿贝端着碗站起来：“我吃好了。”转身回了小隔间。
她坐在床沿上，把那半块玉佩掏出来攥在手心里。玉佩的断面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她用手指一遍一遍地摩挲着那道参差不齐的断口，心里翻涌着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在水乡的时候，她以为最难的事是阿爹的医药费。到了沪上才知道，比缺钱更难的事多了去了——比如你明明什么都没做错，却有人看你处处不顺眼；比如你把活做得越好，越有人觉得你碍事；比如你想解释都不知道怎么开口，因为你连一个“我们”都算不上。
她把玉佩贴在额头上，凉意顺着皮肤渗进来，心里的燥热渐渐平息了一些。
“没事。”她对自己说，“阿爹说过，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才哪到哪。”
窗外，枇杷树的枯叶被风刮得沙沙响。
第二天一早，变故就来了。
秦姐打开店门，还没来得及挂出营业的牌子，门口就停了一辆黑漆锃亮的福特汽车。车门开处，先下来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人，戴着金丝边眼镜，手里拎着一只公文包。紧接着又从后座下来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容俊朗，眉眼间带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沉稳。
穿长衫的中年男人阿贝不认识，但那个年轻人她见过。
她的心跳漏了一拍。
是那天在码头上帮她拦住扒手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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