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贝到沪上的第三天，才真正明白什么叫“不懂规矩”。
第一天是找不到路。她从十六铺码头下了船，怀里揣着养母塞的六个茶叶蛋和养父给的二十三个铜板，背着一个蓝布包袱，站在马路牙子上整整愣了一炷香的功夫。电车叮叮当当地从她面前驶过去，黄包车夫吆喝着“让一让让一让”，报童举着报纸边跑边喊“号外号外”。满大街的人都在往前走，都有地方去，都知道自己该往哪儿拐。只有她不知道。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养母连夜纳的布鞋，鞋底已经磨薄了一层，脚趾头在鞋面下不安地蜷了蜷。
第二天是听不懂话。她拿着养父写给远房表舅的信，按着地址找到闸北一条叫“永庆里”的弄堂。表舅倒是在家，叼着烟卷上下打量她一番，说出来的话她大半听不懂，只听明白了一句——“侬乡下人来上海做啥？这里米珠薪桂，自家都吃不饱。”门在她面前关上的时候，门框上贴的“福”字掉了一个角，在风里啪嗒啪嗒地拍着。贝贝捡起来想给贴回去，踮起脚尖发现够不着，就把“福”字端端正正地靠在门槛边，转身走了。
第三天，也就是今天，她终于明白了沪上最要命的一条规矩：穷人，不该挡富人的路。
事情发生在南京路上。贝贝是来找绣坊的。她在十六铺码头蹲了两天，跟几个摆摊卖绣品的妇人混熟了，打听到沪上的绣坊都集中在老城厢一带，其中有一家叫“锦云坊”的，专收苏绣绣娘，工钱给得公道，老板娘是苏州人，不欺负外地人。贝贝把地址记在一张从码头捡来的香烟壳背面，一路问一路走，从闸北走到老城厢，从老城厢走到南京路，走得脚底板起了两个水泡，其中一个已经在鞋子里磨破了，每踩一步都像踩在一粒烧红的黄豆上。
南京路比她见过的任何地方都繁华。两边都是三四层高的洋楼，楼下是百货公司、西餐厅、咖啡店，橱窗里陈列着她叫不出名字的洋货。街上跑着小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穿旗袍的太太挽着穿西装的先生，从她身边走过去的时候留下一阵她从来没闻过的香水味。贝贝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蓝布衣裳——那已经是她最好的一身了，是养母在她临行前熬夜改的，把袖子放长了一寸，把领口的补丁换了一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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