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摄厅后的静室，夜深人静，烛火摇曳。
窗外，京师夏夜的虫鸣时断时续，更显室内幽深。
阎赴独自坐在书案后，面前的奏报并非紧急军情，而是厚厚一摞关于各地田亩清丈、新垦进展、以及因《均田令》推行而陆续呈上来的各类“情况反映”和“陈情文书”。
他手中拿着的，是一份来自南直隶的密报，上面详细记录了松江、苏州、常州等府，那些因战功、国气点而获得大量田产赏赐的黑袍军将领、有功文官及其家族，在《均田令》颁布后，或明或暗的拖延，以及地方官碍于情面、难以催逼的窘境。
烛光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投下晃动的阴影。
他放下密报，缓缓闭上眼，手指无意识地捻着眉心。
果然来了。
徙迁江南旧豪，削平藩王土司，那是打别人，分别人的田。
虽阻力巨大，血流成河，但袍泽弟兄、手下官吏，是得利者，自然戮力向前。
如今《均田令》要深入，要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要抑制兼并，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碰到这些新贵。
这些刚刚凭借国气点、军功，在江南膏腴之地置下产业的“自己人”的利益了。
他眼前仿佛闪过一个个面孔。
赵渀的儿子赵将，那个勇猛又有些傲气的年轻团长，立功后，用国气点兑换了南昌附近近两千亩上好水田。
徐大膀，那个水师悍将，盐丁出身，如今在松江也有了一千五百亩地，听说其昔日盐丁兄弟、现在的手下军官，也多多少少都得了田产，结成新的利益圈子。
还有那些早期投靠、办事得力的文官诸如蔡元贞，赵观澜等，同样利用政策，购置或接收了抄没的优质产业。
土地，是这个时代最根本的财富和权力根基。
之前打破旧豪强的垄断，将土地释放出来，是第一步。
但如果这些土地只是从旧豪强手里，转移到新权贵手里，那不过是一次统治层的换血，底层百姓依旧无立锥之地，所谓的“新朝气象”、“长治久安”，终将沦为泡影。
生产力即国力，不把土地真正交到能耕种、愿耕种的农民手中，不把人力资源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一部分，谈何积累，谈何发展？
更别说他心中那些关于未来的、模糊却迫切的、超越农业时代的蓝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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