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灯，花了点时间，将最近关于写作、关于理论、关于时代与个人的一些零散思绪，草草地记录在笔记本上。
笔尖沙沙作响，那些被暂时压抑的创作冲动，似乎并未因封笔的宣言而熄灭，反而在经历了西北之行、理论构建、以及今晚这场跨越艺术门类的激烈交流后。
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汹涌，仿佛地下奔流的暗河，寻找著新的出口。
这个笔，停了一段时间，心里想写的东西，反而越来越多了。
他合上笔记本，揉了揉眉心，露出一丝无奈的微笑。
这大概就是创作的宿命。
憋得越久，攒的越多，三亿精兵扣天门。
时间悄然滑进八月，暑热正盛，复旦校园里的蝉鸣撕心裂肺。
许成军带著经过反复修改、初步成型的《器物的生活史与意义链——一种观察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新视角》理论框架详纲，再次来到朱东润先生的书房。
朱先生戴著老花镜，逐字逐句地阅读，时而停顿思索，时而在稿纸边缘写下几个字。
书房里安静得只剩下翻动纸页的细微声响和窗外遥远的蝉鸣。
许成军安静地坐著，心里却不如表面平静。
这套理论的构建，耗费了他巨大的心力，也寄托了他对学术路径的一种探索野心。
终于，朱东润放下了最后一页稿纸。
他没有立刻评价内容，而是摘下眼镜，缓缓擦拭著，目光落在许成军脸上，看了片刻，忽然问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成军，有没有考虑过，提前一年毕业？」
许成军一愣，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
「提前毕业？」
这个提议著实有些突然。
1980年，中国的研究生学位制度尚在恢复和重建的初期，远未完善。
复旦中文系此时只有硕士研究生培养，并未设立文学博士学位（博士点要等到1984年以后才陆续批准）。
换句话说，作为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入的硕士研究生，许成军一旦顺利毕业，获得的便是当时国内文科领域的最高学位之一，完全有资格进入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起点已然不低。
提前一年毕业，意味著他将用仅仅两年时间完成本科加硕士的学业，这个速度在讲究扎实积累的中文学界，堪称「跃进」。
「那个，先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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