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势应时’，若遇‘邦无道’，更多是主张‘舍则守道’，守住自身节操便已足矣。
那时他所思所写，多是个人如何在刘瑾乱政的时代保持本心。却未曾想过，在真正浑浊到令人窒息的世道里，士大夫更该有的，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主动担当。
可王鏊的《见行可之仕》不同。震泽先生所思的，不是个人如何避祸自守，而是如何在令人窒息的浑浊世道中，为正道寻一线生机，为苍生谋一分福祉。
哪怕季桓子是僭越之臣，哪怕刘瑾是乱政之阉，只要有‘推行部分正道’的可能，便不肯轻易放弃这种‘于乱局中寻行道之机’的主动！
这种‘宁在污泥中栽花，不向泉石间避世’的担当，正是他那篇文章所欠缺的——他的文章是‘向内求’，求的是个人心境的平和与超脱；而王鏊的考题是‘向外求’，求的是社稷苍生的安稳与生机。
一为‘自安’，一为‘安世’，格局与境界，高下立判！
苏录汗颜之余又不禁深深的感佩。原来真正的顺道守德，不该是避开乱世的污浊，而是敢于踏入污浊，却始终守得住正道的清明。
真正的‘不执’，也不是‘用则行、舍则藏’的顺势而为，而是‘邦无道仍欲行道’的逆势坚守！
他那篇文章，终究少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沉厚担当，缺了绝境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济世情怀。
那么这篇文章该怎么写，也就呼之欲出了！
苏录微闭双目，最后酝酿片刻。直到感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这才掏出温在怀中的墨盒，打开后饱蘸浓墨，提笔力就一篇雄文——
‘圣人仕鲁，因道可施；君子出仕，惟义是归。’
‘盖圣贤为仕，不执一而废权；君子立身，必顺道而合义……’
‘邦有道则敷政宣仁，邦无道则因机明道。不责国之尽善，惟察道之可行；不避时之多艰，惟守心之无亏……’
‘士之仕也，行其义而非苟合；贤之出也，成其德而非避名。观昔圣人仕于季氏，非逐虚位，实察民隐可恤、圣道可存，斯乃审时之智也——’
‘见其心可托，故仕不以人废；察其途可通，故道不以时迁。
处权臣之间，清风独振；临纷乱之际，大义自明……’
‘邦无道而道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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