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写了您的名字和职务。”
李毅飞拿起信封。很轻，里面似乎只有一张纸。
他小心拆开，抽出一张A4纸，上面是打印的几行字：
“2017年11月3日，江州饭店808房间，钟、赵、刘、王四人见面。次日，江港项目增补协议签署，国资让利条款增加三条。
协议副本存于省档案馆2017年省委文书第47号卷宗，该卷宗已于上月被调阅。”
没有落款，但意思很清楚。
李毅飞把纸递给陈默：“查一下省档案馆，有没有2017年省委文书第47号卷宗，最近谁调阅过。”
半小时后，陈默回来了：“查到了。47号卷宗里确实有一份江港项目的增补协议，但原件已经不在，只有目录。
调阅记录显示，上个月薛高宇的秘书调阅过这个卷宗。”
“协议内容呢？”
“目录上只写着‘江港自贸区项目补充协议’，没有具体内容。
但档案员回忆，那是一份很厚的协议，有几十页。”
李毅飞靠在椅背上。
匿名信、调阅记录、消失的协议……这些碎片正在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画面。
“给邻省协会办公室打个电话。”他说，“就说江省省委有点工作想请教薛高宇同志，问他什么时候方便接电话。”
“以什么名义？”
“就以省委办公厅的名义，说梳理历史资料，需要请教老领导。”李毅飞说，“语气要客气，但意思要明确——我们想和他沟通。”
电话是陈默去打的。
二十分钟后，他回来汇报：“接电话的是薛高宇的秘书，说薛主席最近身体不好，在住院疗养。等身体好转了，再请我们联系。”
“哪家医院？”
“没说。”
李毅飞点点头。不出所料，薛高宇在躲。
但匿名信的出现，说明他内心在挣扎——既不想直接面对，又忍不住要递出信息。
“那就等等。”李毅飞说，“等他觉得躲不过去了，自然会露面。”
下午，徐穆的秘书打来电话，说徐省长想约李毅飞谈江港项目债务处置的方案。
李毅飞看了看日程，定在第二天上午。
第二天九点，李毅飞准时来到徐穆办公室。
徐穆正在看一份报表，见他进来，起身相迎。
“毅飞同志，坐。”徐穆给他倒了杯茶，“债务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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