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硌着鞋底，朱玲起初还好奇地踢着路边的小石子，问这问那，可走了没半个时辰，额上的汗就淌成了线，高跟鞋的鞋跟也在碎石路上崴了好几次。
“要不，我背你？”我停下脚步，看着她扶着路边的黄桷树喘气，心里又疼又慌。
“不用。”她摆摆手，弯腰揉了揉脚踝，却突然笑了，“这路，比你画里的有意思多了，就是费鞋。”
她从包里掏出双白网球鞋换上，米色的高跟鞋被她拎在手里，像两只搁浅的小船。我看着她踩在碎石上，步子依旧轻快，心里那点忐忑，竟悄悄散了些。
我们路过王家坝时，坝子里的稻田已经只剩下谷桩，几个老农正弯着腰割稻草桩，散在干田里晾晒，作为今后的燃料，这坝里人口密集又少柴山，烧柴比我们马伏山上困难多了。她问为什么稻子都收了，还顶着烈日割谷桩，我便跟她解释道。还说，这坝子里比我们山腰的稻子早熟半个月，我们老家估计还没有收完。此时，稻桩的清香混着泥土味飘过来，她说很好闻。
走了二十分钟，我们来到陈家坝，这里是奶奶的娘家。我们看见山脚下还剩唯一小块晚熟稻谷，朱玲好奇地凑到田埂边，伸手摸了摸饱满的稻粒，眼睛亮晶晶的：“这就是你说的‘金毯子’？”
我点点头，想起小时候，我和父亲就在这片坝子里帮舅公割稻子，舅婆会把午饭送到田埂上，蒸红薯的香气混着稻花香，是我童年最暖的味道。可不久，我还没有上学，父亲带着我来到这里坐夜，说是舅公去世了。我看了老人最后一眼，他平躺在棺材里。我根本不知道，以后永远也见不着了。那记忆我没法抹去。也许这是我第一见到去世的老者。朱玲问我怎么不害怕，我说，我当时人小对生死根本就没有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