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用钢笔描的演员表，苏曼丽的名字被圈了又圈。后面的字迹越来越潦草，有些页边还沾着暗红的斑点，像是干涸的血迹。
“这是什么？”我翻到中间，发现不是剧本，而是日记。
“1938年5月7日，今天拍到苏曼丽第一次杀人，导演说我眼神不够狠。可我想起小时候看见日本兵把阿爸拖走时，眼睛里就是这样的。”
“1940年3月12日，威亚绳磨断了三根，他们说我太拼命。可苏曼丽从不会怕疼，她怕的是任务失败。”
“1941年11月25日，他来看我拍戏了。穿的还是那件灰布长衫，就站在摄影棚门口。我不敢看他，怕眼泪掉下来穿帮。”
我猛地合上笔记本。这些日期根本不对，1938年的时候，陈小晶还没出生。
雨突然下大了，打在邮局的铁皮屋顶上噼啪作响。陈小晶的声音混在雨声里，带着哭腔：“最后那场戏，苏曼丽应该死在教堂里。她不是被枪杀的，是吞了***。你看这里——”
她的手指穿过纸页，指向日记本最后一页的血字：“三万五千字，刚好是她从潜伏到牺牲的天数。”
这时副导演的吼声从街那头传来：“小周！陈老师人呢？化妆师都等疯了！”
我回头的瞬间，邮局里的打字机突然自己动了起来。keys敲击的声音在空荡的屋子里回荡，像是有人在急促地书写。等我再转回去，陈小晶已经不见了，只有那条月白色旗袍搭在椅背上，旗袍口袋里露出半张泛黄的话剧票——1998年的《上海屋檐下》，主演栏写着陈小晶的名字。
打字机上的纸缓缓吐出，最后一行墨迹未干：“当教堂的钟敲响第三下，就把我的骨灰撒在摄影棚的聚光灯下。”
雨停的时候，东方泛起鱼肚白。我抱着那本三万五千字的日记站在布景楼前，看着工作人员拆除跳楼戏的威压设备。晨光里，三楼的窗口似乎还站着个穿旗袍的身影，正对着镜头扬起下巴，像极了谢幕的姿势。
场务老王走过来拍我的肩：“听说了吗？陈老师的家人来取遗物，说她年轻时真有个未婚夫，是地下党，1941年牺牲在教堂里。”
我翻开日记本最后一页，那行血字旁边，不知何时多了行娟秀的小字：“这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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