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需要我指认谁,我就指认谁。周慕白、郑珩、程砚清……包括——当年亲手把刀捅进苏棠后腰的那个人。”
苏棠。
这个名字像一根锈针,猝不及防扎进我太阳穴。
我喉头一紧,几乎失声:“……你说谁?”
他抬眼,目光锐利如刃:“苏棠。你大学同窗,法学系辩论队队长,实习期在青梧会旗下律所做合规助理……三个月后,她死于‘意外’坠楼。尸检报告写‘高空失足’,可她右脚踝内侧,有两道平行旧疤——那是被钢丝反复勒紧又松开留下的。她不是失足,是被吊下去的。”
我猛地攥紧笔,指节泛白。笔尖戳破纸页,墨迹洇开一团浓黑,像凝固的血。
苏棠是我入行前最亮的一束光。她总说我太较真,说法律不是非黑即白的刻度尺,而是无数灰阶里摸索平衡的细线。她死那年,我刚通过司考,正准备入职市检。她的葬礼我没去,因为不敢看她母亲的眼睛——那双眼里没有泪,只有烧尽一切的灰。
而此刻,林砚坐在我对面,平静陈述着她的死亡细节,像在核对一份采购清单。
“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哑得不像话。
他沉默几秒,忽然问:“沈昭,你相信因果吗?”
我没答。
他自问自答:“我不信。但我信报应。它来得慢,可从不缺席。”
那天之后,我成了林砚唯一的联络人。
每周二、五下午三点,他在市检东侧小花园第三棵银杏树下等我。他从不带包,不拿手机,只穿素色衣服,像一滴融进城市背景里的水。我递给他加密U盘,他看完,次日清晨发回一份手写补充说明,字迹工整清隽,每一页右下角都画一枚极小的银杏叶——叶脉清晰,边缘微卷,仿佛刚从枝头飘落。
我们之间没有寒暄,没有试探,甚至没有多余的眼神交汇。只有证据、时间、地点、人物、动作。他提供线索,我梳理逻辑,再由专案组布控取证。三个月里,我们撬开了青梧会七处境外账户,起获三套伪造护照,定位两名潜逃十年的命案嫌犯,连带牵出两名已升任副厅级的政法系统“保护伞”。
案件推进得异常顺利。
可我越来越睡不好。
梦里全是苏棠。她站在教学楼天台边缘,风吹起她栗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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