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律师，”她推过一份《认罪认罚具结书》，“你承认，在周屿死亡当日及此前数日，多次进入其住所；承认曾与其发生激烈争执；承认在发现尸体后，擅自清理浴室地面水渍及洗手台水迹；承认……”
“我承认，”我打断她，声音平稳，“但我否认杀人。”
赵检察官没抬头：“法律上，‘否认’不等于‘无罪’。尤其当你无法解释，为何在明知命案发生后，第一反应不是报警，而是用周屿的毛巾擦拭洗手台边缘——那里，恰好残留着一枚不属于你的、戴手套留下的掌纹。”
我指尖一跳。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终于抬眼，镜片反着冷光，“那枚掌纹，与陈默案卷宗里，另一份未公开的物证照片完全重合——那是三年前，你代理的‘星海地产行贿案’中，关键行贿人王振国在证物袋上按下的掌印。同一双手，同一角度，同一道因常年握方向盘形成的指腹褶皱。”
我如坠冰窟。
原来，周屿早把我的一切，都编进了他的剧本。
他留着那支笔，不是纪念，是伏笔。
他偷拍那些视频，不是窥私，是布网。
他甚至算准了我会来——算准我律师的职业本能会驱使我重返现场，算准我的洁癖会让我下意识擦拭水痕，算准我的骄傲会让我拒绝向警方坦白我们之间那些见不得光的纠缠。
他要的，从来不是我的命。
是要我活着，站在被告席上，成为他死后最完美的共犯。
而林砚，是唯一看穿剧本的人。他不揭穿，只等我主动撕开第一页。
取保候审期间，我搬离了住了五年的公寓，租下城南一栋老式筒子楼的顶层。没有电梯，楼梯间永远弥漫着潮霉与煤球炉混合的气息。房东是个寡言的老太太，每天清晨六点准时在走廊尽头烧水，铝壶哨音尖锐悠长，像一声声迟来的警报。
林砚每周三来，带着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自己喝。他从不进门，只站在锈蚀的铁门外，看我泡茶。水沸声、茶叶舒展声、他腕表秒针走动声，构成一种奇异的节律。
“你还在查蓝桥案？”某天，我递给他一杯碧螺春，热气氤氲中，他睫毛微颤。
他接过杯子，没喝：“查到了一点边角。当年负责王振国行贿案的主审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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