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的纸——是母亲偷偷寄给他的，上面抄着我的模考成绩和志愿草表。他想见我，想“尽尽父亲的责”。
我没见他。
不是恨，是怕。怕他醉后失控的咆哮震碎我好不容易筑起的平静；怕他掏出皱巴巴的几张钞票，说“爸对不起你”，然后转身又消失在酒气弥漫的街角；更怕自己在他浑浊的目光里，重新变成那个缩在墙角、数着地板裂缝的孩子。
我躲进空置的音乐教室，反锁上门，把脸埋进冰凉的钢琴盖。琴键积着薄灰，我无意识按下一个音——E，单薄，颤抖，余音在空旷里迅速消散。
门被敲响。不是父亲，是陈老师。
她没问缘由，只在我身边坐下，从帆布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你妈托我转交的。”
我打开。里面是三张汇款单存根，日期跨度两年，收款人栏写着我的名字，汇款人栏，是父亲的名字。最后一张背面，有母亲用铅笔补的几行小字：“他戒酒半年了，在汽修厂做学徒。钱是他修车攒的，每月雷打不动寄来。没告诉你，怕你分心……也怕你不信。”
我捏着单据，指节发白。窗外玉兰正盛，大朵白花被风摇落，无声坠在青砖地上。
陈老师轻声道：“道德不是非黑即白的判决书。它是暗夜里，有人愿意相信光的存在，并替你多守一会儿。”
她起身离开，走到门口时又停住：“你父亲今早，在校门口站了两个钟头。没抽烟，没喝酒，就看着教学楼，看你们早自习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
我猛地抬头。她已掩上门，只留下门缝里一缕微光，像一道温柔的划痕。
高考结束那日，暴雨倾盆。我冒雨冲到校门口，想告诉陈老师我考上了师范大学——不是为逃离，是想成为她那样的人。
可校门口空荡荡的。门卫说，陈老师上午就办完手续，调去城郊新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了。
“她走时留了这个。”门卫递来一个褪色的蓝布包。
我解开系带。里面是一本硬壳笔记本，封面用钢笔写着《德育日志·2001-2004》，内页密密麻麻，全是她的字：某月某日，李明为摔伤同学背书包三天；某月某日，王芳匿名资助同班患白血病女生购药；某月某日，全班在操场默哀三分钟，悼念地震中遇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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