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铲子松土，用破碗舀井水浇灌，仿佛那些树是她亲手养大的孩子。
他去时，她正蹲在一棵桃树下，用指甲小心刮掉树干上一块翘起的树皮，露出底下嫩黄的新皮。月光穿过枝桠，在她背上织出细碎的网。
“要走了？”她没回头，声音很轻。
“嗯。”
“带伞吗？”
“带了。”
“带够药了吗？你一换地方就咳嗽。”
“带了。”
她终于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转身看他。月光落进她眼里，盛着水，却不晃，沉静得让人心慌。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小袋晒干的桃核。
“砸开，仁是甜的。”她说，“我挑了最饱满的，泡了七天水，又晒了三天——不能太干，太干仁就苦了。”
他接过，布包还带着她掌心的温度。
她又顿了顿，从脖子里拽出一根红绳，绳上串着一枚小小的铜铃，铃身已磨得发亮，边缘有些毛糙，像是被无数个日夜摩挲过。
“我妈留下的。”她说，“她说，铃响一次，就是有人想起她一次。”
她把铜铃塞进他手心，手指冰凉，却用力握了一下他的：“你听见它响，就记得——青河村的地，是暖的。”
他喉咙发紧，想说什么，最终只点了点头。
第二天清晨，他背着行李走出村口。没敢回头。
可走了半里路，终究还是停住，慢慢转过身。
她站在老槐树下，穿着洗旧的蓝布裙，手里攥着一把刚掐的野麦穗。风起，麦芒飞扬，她抬手遮眼，却没放下。
他就那样站着，看她站成一帧剪影，嵌在青灰的天与赭黄的土之间，单薄，却固执地不肯模糊。
后来，他真的走了。
四年大学，两年支教，再三年在南方一所民办中学教语文。他寄过信，起初每月一封，写青河村的雨、新栽的杨树、村小翻修后的红漆门框；后来变成季信，再后来，一年一封，字迹越来越简，内容越来越薄，最后停在第三年冬，信封退回，地址栏上盖着“查无此人”的红章。
他托人打听，才知林晚三年前就搬走了。没人说得清她去了哪儿。有人说她跟一个跑长途货运的司机走了，有人说她去城里做保姆，还有人说，她爷爷病重那年，她卖了老屋，揣着钱消失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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