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任何一处都干净。
后来她才知道，陈砚是镇上出了名的“拗种”。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后杳无音信，他跟着爷爷在东岭坡种地长大。初中毕业没升学，留在村里务农。别人笑他傻：“读书才有出路”，他只答：“地不骗人。”
可林晚不信。
她见过他蹲在田埂上，用炭条在烟盒背面演算化肥配比；见过他深夜借着灶膛余火，翻一本卷了边的《作物栽培学》；更见过他在镇文化站借来的旧收音机旁，一遍遍听农业广播讲座，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符号与公式。
他不说理想，可理想长在他掌心的茧里，长在他弯腰时绷紧的脊背线条里，长在他数着豆荚数到第三十七个时，突然抬头望向远处山坳的眼神里——那眼神里没有迷惘，只有确认。
林晚开始往东岭坡跑得更勤。
她带英语磁带，放给他听；他教她辨认豆蚜虫与瓢虫幼虫，教她看云识天气，教她如何用拇指与食指捏住豆苗茎部，轻轻一捻，就能判断墒情是否适宜追肥。
他们很少谈将来。
谈得最多的是土地。
“你看这土。”陈砚蹲下，抓起一把褐色壤土，摊在掌心，“捏起来松而不散，搓得成条，断面有光泽——是上等砂壤，透气保水，种豆最好。”
林晚学着他的样子抓起一把，土粒从指缝簌簌滑落。“可去年大旱，豆子还是减产了。”
“不是土的错。”他指着田埂边一丛萎黄的狗尾草，“草根扎得比豆根深，抢水抢肥。人懒，地就欺负人。”
她笑：“你倒像土地爷附体。”
他没笑，只把那把土慢慢撒回田里，说：“土地记得所有事。你对它好，它记得；你糊弄它，它也记得。只是它不说。”
她怔住。
风拂过豆田，万叶轻响，如低语。
那年高考前一周，暴雨连下三日。东岭坡积水成涝，豆田一片汪洋。陈砚连续两天没合眼，带着几个村民挖沟排水。林晚冒雨送饭，远远看见他赤脚站在齐膝深的泥水里，裤管撕开一道口子，血混着泥水往下淌。他正用力拽一根被冲垮的竹架，脊背弓成一张拉满的弓。
她奔过去，把饭盒塞进他手里。
他打开，是白米饭、酱黄瓜、煎得焦脆的鸡蛋。热气腾腾。
“你手在抖。”她说。
他低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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