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没考上。市里太吵,脑子乱。
我爸病重,要钱。
我去广东了。听说那边焊工日薪两百。
别等。
——陈砚
信纸背面,用铅笔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纸鹤,翅膀折痕很深,像一道愈合不了的伤口。
我没哭。
我把信纸对折,再对折,塞进铅笔盒最底层。然后拿出数学试卷,一道道演算,草稿纸写满三张,笔尖用力到划破纸背。
当晚,我烧掉了所有写过他名字的本子。火苗舔舐纸页时,我盯着那簇幽蓝的火心,心想:原来最痛的烧灼,不是眼泪流下来,而是它卡在眼眶里,滚烫,却死死不肯坠落。
他走后第二年,我考上省城师范大学。走那天,陈伯塞给我一包新炒的葵花籽,硬邦邦的,壳上还沾着炭灰。
“砚子走前,托我给你的。”他叹气,“说……让你别总盯着地看,抬头,路在前面。”
我没抬头。
我低头剥开一颗葵花籽,仁是饱满的,微咸,带着烟火气。我嚼得很慢,仿佛那点滋味,能压住胸腔里翻涌的、无人认领的潮汐。
大学四年,我谈过一次恋爱。男生是文学社的,爱写诗,送我手抄本《雪国》,扉页题:“晚照山河,唯卿入梦。”
我收下了,也认真交往了半年。可某个雨夜,他吻我时,我闭上眼,舌尖尝到的却是陈砚修水泵那天,手上沾的机油味——铁锈、汗水、阳光暴晒过的橡胶混合的气息。
我推开他,说:“对不起,我好像……还没学会怎么喜欢别人。”
他没生气,只是静静看了我很久,最后把伞留给我,自己走进雨里。
那把伞,我一直留着。伞骨上刻着一行小字:“林晚,晴雨同担。”
不是他刻的。是我后来用小刀,一笔一划,刻上去的。
刻完,我对着镜子看自己——二十二岁的脸,眉眼舒展,头发剪得利落,眼神里有种被生活反复捶打后反而更韧的光。
可只有我知道,那光底下,埋着一块从未被犁开过的冻土。
毕业后,我拒绝了省城重点中学的编制,回了老家。
不是为他。
是为我自己。
我想看看,当年那片被我们用目光反复丈量过的土地,是否真的长不出新的庄稼?
回村第一年,我接手小学五年级语文。教室还是老样子,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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