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年依然能保持较多产出。
就像渭南南居益家，即使是分了田地，大户分小户，但只要南居益、南企仲这几个里居重臣还活着，家族有主心骨，他们对家族依然有足够的掌控力。
兵衙先派兵检地，统算粮草收益；户衙算出一个难以拒绝的数目，上门借粮。
最后由吏衙拿出政策，给人家冠带安抚；工衙在灾年的大规模以工代赈当中，加上那么一点优异士绅的旌表牌坊修建计划。
这一轮下来，借来粮食，就算这个大家族运气好，又渡过一次存亡危机。
元帅府处在正常化的尝试当中，大部分人其实并不在意士绅愿不愿借粮、捐粮。
不借、不捐，那正好。
不用还了。
什么建立规矩和长久之计，那是元帅府衙里大人们考虑的事。
比起这种相对‘妥协’的和平共存，吃惯了白食的大头兵觉得有借有还没意思，他们更擅长你死我活的斗争。
大不了放出张部堂，把你们统统都做掉。
其实西安府的粮价还能更低。
只要常平仓不空，元帅府调控粮价就只是个数字游戏，元帅府完全有能力把粮价压到每石一两。
只是刘承宗不同意罢了。
跟成本无关，而在于元帅军的军饷口粮。
刘承宗认为陕西的粮价过低，会给元帅军在心理上造成军饷贬值的后果。
但这实际上是他一厢情愿的多虑。
因为元帅军大部已开进河南，在河南西部的河南府，粮食是真正有价无市的硬通货。
潼关渡口起运的十万石米粮，在这片土地上价值白银百万两。
刘柱被任命为河南通判的第一天，就见识到元帅府的行事风格。
在潼关的官署中，刘承宗不厌其烦地在舆图上勾画设计，落实在前线的命令却大多与军事无关，而像个牧民领主一般，严格规划军队各部的战马在哪吃草。
发往关西的命令，则事无巨细地关照兵粮、赏功牌、补充战马、火器弹药、甲片弓矢的输送。
但是对待人事政务？
都不能说是潦草了，就是简单粗暴。
他在潼关总兵衙门的耳房里试穿官服，一墙之隔，元帅府的书记官赵跻芳当着刘承宗的面，奉命择选河南府各县主官。
择选的方式，居然是抓阄。
元帅府的储备官员，在赵跻芳这又被分了个三六九等，其中打算直接任命主官的十余名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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