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商，终究练成天下强兵，兼并诸国。但此举伤民太甚，未免不合时宜，我若效仿使用，恐怕会大失民心。」
商鞅之法，乃是有史以来最酷烈的法制，所谓举国皆兵，一切为战，大抵如是。若非当年秦国为吴起逼入绝境，恐怕秦国也无法做出如此决绝的改革。实行军功爵制后，秦人以武立国，先后涌现出了司马错、白起、王翦等名将，长平之战时，更是动员出六十万大军，这放在当下都是难以想像的。
而刘羡却根本不具备实施此法的条件，原因很简单。商鞅之法，要求朝廷详细掌握全天下每一处每一地的户籍与田土，使得国内的每一人都获得与之对应的军功爵与待遇，胜则赏，败则罚，将旧有的贵族特权几乎碾个粉碎。商鞅自己都无法忍受自己的法律，最后叛乱被杀。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试图将军功爵制度推行四海，结果就是名不副实，六国虽亡，可六国贵族仍在，他们四处叛乱，沆瀣一气，最后成功颠覆了秦国。
汉朝虽然说继承了秦朝的旧制度，但以秦朝为鉴，故而在具体执行上有所改变，基本是处于一个只赏不罚的阶段，使得百姓的爵位世代传承，节节升高，等到了后汉中后期，基本每一里就有一两个大庶长，这已是很正常的情况。在如此情形下，国家不可能真的落实爵位封赏，百姓也不可能向往军功，军功爵就名存实亡，丧失了原本的意义，最终为察举制度与五等爵所取代。
刘羡眼下所处的时代，乃是士族气候已成的年代。朝廷目前连检籍清田都异常困难，倘若效仿秦国推行军功爵，恐怕还不等有所成效，立刻就是境内大乱，更进一步地说，士人可能会尽数转投齐汉乃至赵汉，就连关西同盟也将随之破裂。
卢志当然明白刘羡的忧虑，他笑言道：「眼下想要实行军功爵，当然不太可能。但殿下，我们可以效法其中的精神，要真正强军，自然要以名利诱之，让士籍从贱籍变为上籍，使良家子从军。」
「子道是说……」刘羡隐隐有所觉悟。
卢志悠悠道：「殿下可指定制度，在军中列级，以功劳为将士品评优劣，实行封赏，并予以一定优待，短时间内或难以见效，但随著时日一长，百姓趋利而仕，武豪之风便自然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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