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于张居正刚才所说编撰《实录》。
而之前几位皇帝，并没有复设起居注官，所以张居正才说修编《实录》，就是以各部章奏汇总编撰，与其说是《实录》，不如说是朝廷章奏汇集。
而所谓皇帝言，也就是皇帝在奏疏上的批红之言，肯定是不合适的。
《起居注》是古代记录帝王的言行录，不少人觉得史官会寸步不离皇帝，详细记录其一言一行，特别是后宫私密。
不过在真实历史中，各朝的皇帝们是不可能真的让臣子去写这么八卦劲爆的日记的。
皇帝在后宫的生活，应该不是起居注官记录的，而是太监所记《内起居注》。
所以，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居注，应该有《起居注》和《内起居注》两本书。
现在皇帝年幼，《内起居注》自然是谈不上，要不该张居正管，宫里还有太后在。
过现在张居正重提《起居注》，魏广德和吕调阳都是对视一眼。
明朝皇帝，或者说中国历代大部分皇帝，其实对《起居注》都不怎么上心。
起居注兴起于周，春秋时期随着记史理念的成熟，对帝王言行的记录才开始从礼乐活动向其理政活动方面扩展。
两汉时期，开始将相关档案、记录独立成文，即《汉著记》。
到东汉后期，“起居注”这个词才正式出现于历史中。
《起居注》发展这么缓慢，主要原因是西周之后，帝王们普遍不重视这个东西。
首先，随着“礼崩乐坏”以及“凭拳头讲道理”，礼乐规范对王朝、社会的约束力越来越弱。相应的君王相关活动的教化作用也日趋于无，坚持相关记录的动力自然就不足了。
其次，古代帝王基本都是轻易不见臣下并且不向臣下直接表露观点。
主要目的是通过难以被亲近和琢磨，营造神秘感，进而去增强皇权的威仪。
而记录皇帝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这种神秘感，所以帝王普遍不热心或者抵制这个。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因为皇权开始式微了。
“流水的皇帝，铁打的门阀”让皇帝们不再高高在上，也不在神秘。
为了维护皇权，皇帝们不得不在各个方面为自己找补。
所以之前不被重视的《起居注》，又被皇帝们拿出来榨取价值。
通过将自己的言行成典，来彰显和强调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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