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农奴们常常会遇到的那种事情。
就像老陀跟米哈伊尔讲述的他来上大学的途中，在一家驿站看到的那样：一位身着全套制服，头戴迎风招展的白黄绿花翎三角帽的官家信使风风火火地停车。这位信使面色通红、身强力壮，他停下马车，直冲驿站，灌下一杯伏特加后，便重新跃上他的三套车。
没过多会儿，他就站起身来，毫无缘由地用拳头打他的马夫，一位年轻农奴的后脖颈。马儿在马夫疯狂的鞭打下飞奔，信使无情的拳头机械地上下挥舞，马夫的鞭子也相应地抽动，三套车就在这样的节奏中，绝尘而去。
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猜想，马夫回到自己的村子后，一定会打他的妻子，一雪前耻。“这病态的画面，”他说，“让我终生难忘。”
这也让他在1876年《罪与罚》的笔记中草草记下了这样的话：“我人生中最早经受的欺侮，那匹马，那个信使。”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他才会在如今这一时期有着比较明显的激进主义倾向，尤其在反对农奴制这一块。
值得一提的是，在《罪与罚》中，，主人翁在犯罪前便梦到儿时亲眼目睹的悲剧：一匹不堪重负的小母马被主人无辜打死，小拉斯科利尼科夫从人群冲进去，抱住死去的马脸，吻它，吻它的眼睛、嘴唇……
而在更后面的时间，尼采同样也是在抱着一匹被鞭打的马痛哭后不久，被诊断出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抛开这点微妙的联系暂且不谈，米哈伊尔在真正清醒后，倒是也认认真真地开始了工作，除了答应别人的文章以外，米哈伊尔也确实在为重新回归学校继续学业做准备。
杂志的事业目前已经步入正轨，需要米哈伊尔去做的事情本来就不多，再加上其它事情也没什么压力，米哈伊尔想了想别林斯基的那番话，还是将重新继续学业的申请递了上去，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是挑上一个好日子回到学校把剩下的那点学业读完。
而当米哈伊尔开始工作的时候，在另一个地方，《祖国纪事》的老板克拉耶夫斯基却是早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最近这段时间，由于《现代人》的出现，他们受到的冲击无疑是最大的，毕竟一下子就走掉了好几位比较重要的人物，对于杂志的冲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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