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便在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和社群归属。
新崛起的商贾和工匠阶层也有需求。
他们往往通过捐建寺观来获取社会认可。
这进一步助推了宗教场所的扩张。
苏泽心中叹息，这就印证了后世的一些观点—基层治理你不去占领，自然就会有其他势力来占领。
这个问题，和历史上的宗教狂热又都不同，因为罗万化遇到的，是历史上第一次因为城市化而产生的宗教狂热。
原时空，南美洲就经历过两次宗教狂热。
第一次是殖民时期的宗教狂热，这是殖民者的神父带过去的，西班牙耶稣会的修士极度热衷于传教，以神教信仰碾压了南美洲土著的原始宗教，开始了第一轮的宗教狂热。
而第二次宗教狂热，就是在工业化时代，也是大量农民进城，这些居住在贫民窟的进城「农民工」，享受不到近代社会任何的福利，宗教以互助的模式流行起来，负担了基层治理的职能。
这也是原时空南美洲的宗教，有著明显的基层和进步色彩的原因。
苏泽的思绪回到大明，至于黄教和西洋教的渗透，则是随著贸易路线和人员流动而来，它们提供了不同的秩序解释，吸引部分人群。
这同样也是基层治理不到位，大明的官府力量无法延伸到地方，这些势力就会扎根下来，发展信徒。
互助、救助、社区管理、教育、治安、医疗，这些问题官府不管，那自然就有别有用心的人站出来。
无论是符水治病，还是宗教学校，还是宗教互助捐款，这些都是百姓自发抱团互助。
苏泽联想到草原的情报。
黄台吉沉迷黄教，大肆建寺供僧，草原的乱局，经济掠夺是表面，精神麻醉和组织涣散才是根本。
草原已经失去了基层秩序，黄台吉汗失去了野心，只对于维持板升城的繁华感兴趣，不再管理基层的部落。
黄台吉汗可以缩在板升城内，但是大明总要面对这些问题。
这一次的宗教问题，和历史上的问题截然不同，要解决这个问题，自然也不能沿用历史经验，即强行扑灭。
因为苏泽在罗万化的公文中，也看到了这次问题的新变化。
总而言之，就是「去中心化」。
他意识到此次宗教问题与以往不同。
以往的宗教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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