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都是来源于统治阶层的宗教狂热。
比如三武灭佛之前，都有佞佛的皇帝，同时也诞生了很多佛道大师，大量人才进入宗教体系，为了特权或者单纯是减免税收，信教人数急剧膨胀，最终导致统治者无法忍受，开始灭佛灭道。
但这一次，并非僧道主动大规模传教。
按照罗万化的公文中所说，京师的著名佛寺道观，并没有参与这些宗教狂热中，有些寺院反而因为历史上的灭佛教训，不敢轻易扩张，反而关闭门户，不随便发展信徒。
这一次的狂热，百姓因社区纽带松弛，自发寻求精神寄托。
京师的坊巷间，家庭佛堂、私设道坛悄然增多。
邻里以「共修」、「善会」名义定期聚会。
这实质就是城市化中旧有宗族解体后的替代性社区组织，这也印证了苏泽之前的观点。
黄教与西洋教的传播也呈现此特点。
多在亲友、同乡小圈子内秘密进行，官府自上而下的登记、限制难以触及此种家庭化、地下化的网络。
苏泽只觉得「历史」当真喜欢用「比兴」这种修辞，黄台吉自上而下强力推行黄教，结果加速了社会分裂，如今京师的情况恰恰相反，是自下而上的需求汇聚，同样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在确定了原因之后，苏泽开始思考如何破局。
这样的家庭教会，显然不能只靠礼部发文、兵马司清查，关键在于填充基层的权力与组织真空。
他提笔在罗万化的公文上批注，核心是「以实学社学代私坛，以坊巷公议代善会」，即用世俗官方的基层组织取代地下宗教的社区功能。
具体而言，苏泽提议恢复唐宋的里坊制度。
大明是没有里坊制度的。
因为汉唐的都城，其实是一座军事城市。
大唐长安城的里坊，就是长安城最基层的军事和政治单元，唐代的里坊都是有围墙的，每天还要锁上出入口实行宵禁，一个里坊内有专门的集市，也有专门的工匠。
大唐长安城的里坊，就是大唐长安城内的一座座小碉堡。
这也是唐代长安城屡次陷落却能很快恢复繁华的原因：唐代皇帝逃离后，叛军攻入城中一般只会占领宫殿和官署，里坊则会以自身为碉堡自发保护家园。
这时候的叛军要抢劫里坊，就要在长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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